“性是世界的驅動力”
性是什麼？
阿基米德說：“給我一個立足點，我可以轉動整個宇宙。”這話講得含蓄老道，充滿力量和哲理，讓後來不少莘莘學子寫文章時反複引用。
可是，倘若去掉那一層含蓄，阿基米德的話跟瑪丹娜說的“性是世界的驅動力”不是十分暗合了嗎？
一男一女，一古一今，大學問家和大歌星，其實都是飲食男女，都一樣得麵對“性”。
有位女性朋友說得好：“性，考驗一個人對形而下的物質生活，跟形而上的精神價值做極端的判斷。性，使人的曆史產生道德和不道德的二分法。性，讓美與醜成為一體兩麵；性，真的足以讓思考一輩子，不僅是性交時的快感而已。乖張的穿著有時與最保守的衣飾，同樣使人產生性感與性欲。走前衛壞女孩路線的瑪丹娜大聲又說：爭議‘性’，使人思考。”
同樣的思考可以讓瑪丹娜把男人變成種馬，又可以把自己變成慈愛的母親。性，在她身上化為肉欲和母性的象征。
瑪丹娜的宣言是：“我要人人都愛我。”
要知道，這位膽大妄為的叛逆者當初到美國紐約時身上隻有三十五美金，她做過同性戀俱樂部的舞娘、臨時演員、甜甜圈店女侍、A片女主角、駐唱歌手等光怪陸離的工作，但最後她還是成為現今最具影響力的女人。
瑪丹娜把“性”當作驅動力，真正實現了阿基米德意義上的“轉動了整個宇宙”。
但中國人對於“性”禁忌得太久，好像人人都是不食人間煙火似的，談“性”色變，以至“性學”這個術語在漢語字典裏找不到位置。“性”的空白使人在壓抑的同時不敢表現自己的渴望，倘若誰與“性欲”二字沾在一起（所謂“桃色新聞”），那麼這個人就永遠沒有翻身之日。
正如台灣女作家顏艾琳在談到瑪丹娜時說的那樣：如果將美國的場景化成台北（大而言之整個中國），瑪丹娜可能早腐爛在聲色場所的角落，甚至吸毒而死，稍好一點的下場則是當情婦或高級應召；哪能寫出十幾首深具意義的歌曲，創下全球一億兩千萬張音樂專輯的銷售量，以及用性感肉身挑起輿論對“性的思考”？
這是很有創見的一段話。
因為中國人給“性”穿上了太沉太重太厚的袈裟，“性禁忌”和“性封閉”使人的性格遭到扭曲，許多人隻有靠“意淫”來解除生理和心靈上的壓抑。
魯迅在《而已集?小雜感》裏，最後一段經常被人引用，那就是：“一見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體，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雜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國人的想象惟在這一層裏能夠如此躍進。”
先生的這段話講的就是“意淫”這檔子事。
特別是中國的文革時期，所有的文藝作品都不敢涉及“性”，八個革命樣板戲中的主角都是沒有“性”的特征，“革命”二字在“性”的問題上“革”得最徹底，以至新時期以來，文藝作品中稍有“性”的描寫就立即引起軒然大波，如張賢亮的《綠化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就被中國人當作“性文學”來解讀的。
即便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這種“誤讀”還時有發生，如陳忠實的《白鹿原》、莫言的《豐乳肥臀》等都被讀者當作了“性指南”，而最為極端的則是賈平凹的《廢都》，按照作者自己的說法：這是一本注定要被“看走眼”的書，所謂“走眼”，意思是讀者隻盯著裏麵的“性撈寫”，評論家的批評也隻著眼這一點，所謂“格調低俗”等都是因為看走了眼而亂說的。
賈平凹忍不住給大家講了一個關於禪的故事，他說有兩個和尚過河，遇一女子過不了河在岸邊啼哭，一個和尚將其抱著過了河。到了對岸，兩個和尚繼續趕路，另一個和尚說：“師兄，我們出家人是不近女色的，你怎麼能抱那女子過河呢？”
這個和尚說：“我早把她放下了，你怎麼還沒有放下？”
“現在有些人看《廢都》，是如這個和尚的。”賈平凹最後無可奈何地說。
其實“糧食”與“性”，乃人賴以生存所必須的物質和精神的能源體，因此，剝掉強加在“性”字上的那件袈裟，“性欲”就像人們餓了就要吃飯一樣，平常得很。
因此，保持一顆平常心，就能得道，就能超凡入聖。
正如禪守普願和尚說的：“平常心是道”，這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擔水砍柴無非妙道”，有了這樣的平常心，真諦、俗諦的間隔就打通了，“聖”與“凡”之間的絕對界限也就消失了。
“房中術”的興起與“性生活強身健體”
其實我們的老祖宗在“性”的問題上十分豁達，比後世的所謂的“文明的後代”強多了。
從“溯源”上講，中國人的性觀念是到了1644年滿族征服中國以後才發生根本變化的。
事實上，早在孔夫子時代，由於禮崩樂壞，綱常廢弛，儒家典籍中所記載的性原則並沒有對封建貴族形成任何道德約束。
那時，人們的“貞操”觀念和結婚時的門當戶對也十分淡漠。
秦始皇的生母趙姬就是大臣呂不韋的情婦。
長信侯被呂不韋假施宮刑，派到宮中，專門侍候太後，並生下兩個私生子。後被秦始皇殺死。
劉邦年近四十才結婚，他的發妻呂雉，比劉少十五歲。劉邦結婚前曾有一個情婦姓曹，並與之生有一子叫劉肥。
劉邦當了皇帝後，立劉肥為齊王。人們也並不認為婚前這種行為有什麼不好的。
漢代人對“性”的認識就像人們對蘿卜白菜的認識一樣，是十分平常和十分放任的事情。比如《漢書》裏描述了漢代宮廷生活的奢侈荒淫與性放縱。
這種風氣也影響到民間，同時也由於社會經濟狀態的改變，商業性的妓院便在此時出現。
在司馬相如的《美人賦》中人們對性生活也並不回避。
不僅如此，此時的“性學”較為發達，有專門研究的術士，寫了不少有關“房中術”方麵的書，這些書常常歸於“醫學”一類。
如漢代張衡的《同聲歌》和《七辯》，還有漢代邊讓的《章花賦》中都詳細講述了房中術。
漢代傳說“房中術”者為三女，即玄女、素女、采女。許多房中書都是以黃帝與他的這三位女師的問答形式來敘述的；這些書皆附有各種性交姿態的插圖；這些書流行很廣，被夫婦行房及男人嫖妓所應用，甚至做為新娘嫁妝的一部分；這些書不但教男女行房時如何始終互相滿足，也教男人如何控製來達到強建身體，益壽延年的目的。
這些書主要表現道家思想，但儒家也讚同其原則，不過側重點不同：儒家重在繁衍子孫；道家重在養性延年。
在《周易參同契》卷六七和卷七三中有大量關於道教的房中術內容，這裏強調“陰陽調和”的重要性，男女間“性”與“情”的和諧便是符合天道，順應自然。
所以，男女雙方都可以通過性生活得到補益。
漢代人還認為性交可以增強元氣，有人認為黃巾起義中的太平道就是以傳播它的房中秘書《黃書》來行男女合氣觀念，以此來增強自己的力量。
這種以為男女交媾可以增強元氣的觀念形成一種在群眾中廣為流傳的神秘主義思潮，在曆史上多次成為全國性宗教運動和政治叛亂的根源。如清朝中葉山東的“滾單”教派和後來的“一貫道”等。
這無疑增加了“性”的負麵意義，為主流話語和統治者所忌諱，“性”的加密也日盛一日。
陰山公主：“皇帝哥哥，一個丈夫太少了！”
外國朋友常常感到不可思異的是，一方麵，中國人對“性”禁忌得厲害；另一方麵，作為一國表率的皇帝卻又有著三宮六院的“性自由”。
這的確是一種文化怪圈，它是由漢文化中“政治”與“性”的孿生關係決定的：一夫多妻製的婚姻關係，有助於君主與統治階層建立多渠道的政治關係，從而在帝姓宗族的基礎上發射性地構造了一個個外姓支族，讓他們如行星般地圍著皇旋轉，以共同維持宗族統治秩序。
但總的說來，在漢晉時期，“性”的自由度還是較大的，它不僅表現在正常的男女性愛關係上，也表現在人們對同性戀的認可程度。
比方，在《世說新語》中就記載嵇康與阮籍有可能是同性戀關係。
據司馬遷筆下暗示，劉邦有同性戀事實。他的男寵叫籍孺，劉邦就經常與他同寢。
西漢宦官趙談為漢文帝男寵。漢代人相信“美男破老”的邪說，認為與美男子搞同性戀可以長生不老。
漢哀帝與男寵董賢進行“斷袖之歡”時，還令董賢穿起女人的輕衣窄袖。
宮中妃嬪見董賢獲寵，竟紛紛效仿董賢所穿的女裝。
這個時期的女性地位也不像人們想象的那麼低下，她們不僅要求自己的丈夫有責任和義務在“性生活”上給予滿足，而且還有更高的要求。
例如，《宋書》中就講到山陰公主向她的哥哥廢帝劉子業說：“皇帝哥哥，你有三宮六院，佳麗上千，可我隻有一個丈夫，太少了！”
堂堂一國的公主抱怨她不該隻有一個丈夫，它不單說明這一時期的性觀念很開放，而且反映了女性有為自己的“正當要求”“鼓與呼”的合法權利。
這個時期的房中書也比較多。特別是葛洪的《抱樸子》記載了不少的性生活內容，並認為：房中術隻要行之得法就有助於延年益壽之功效。
而在葉德輝的《醫心方》卷二八中，他引錄了《隋書》的“經籍誌”，即《素女經》——包括《玄女經》、《素女方》、《玉房指要》、和《洞玄子》——這些書被認為是公元八世紀寫成並流傳的。
但它們都是一些指導夫婦性生活的參考書。
國外有學者認為，這些參考書對百姓生活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在古代中國一夫多妻（或有錢人納妾）的家庭中，男性一定要懂得房中術，因為那時提倡不斷更換性夥伴，既是從健康方麵考慮，也是出於家庭中性關係的平衡——避免妻妾之間的爭吵。其次，這些書強調男子對女子性需要和性體驗的理解，以保持性生活的和諧及女子的性滿足。
這些書中也提到過兩性人的現象，被籠統地稱為“人妖”。
書中甚至還談到一些性變態行為，它主要指性虐待，同性戀，淫具與手淫，獸交，對於人體排泄穢物的癖好，以及男人由女子陪伴如廁的習俗等。
簡言之，這個時期的人活得舒坦自由，張揚著自己的個性，追求自己的獨特體驗，淫糜之風較為盛行。
正因為此，一些著名學者出於維護皇權的考慮，紛紛上諫奏章，陳述淫風之害。如西漢大學問家劉向目睹趙飛燕等淫亂之狀，認為後宮應倡興王教，遂著《列女傳》，以戒天子。
而東漢女大學問家班昭總結經驗，竟寫出了兩千來字的《女誡》，其中《婦行篇》對女性道德製定了全麵而又具體的規範：“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夫雲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辨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清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己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為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織，不好嬉笑，挈齊課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
就這樣，女人們自己戴上了“緊箍咒”，言行舉止都有了“規製”。
後來有反叛者毫不猶豫地將這筆賬記到了班昭的頭上，想來也不會冤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