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於以上原因，老舍真正開始了他的文學創作，其最初的創作在文壇上引起不小的反響。《老張的哲學》《趙子曰》《二馬》分別於1926年、1927年、1929年在《小說月報》以連載的形式陸續發表，老舍也從無名小卒變成了名作家。
老舍在《我怎樣寫
》中說過：“窮，使我好罵世；剛強，使我容易以個人的感情與主張去判斷別人；義氣，使我對別人有點同情。”“我恨壞人，可是壞人也有好處；我愛好人，而好人也有缺點。”基於這樣的認識，他一半恨一半笑地看世界，獲得了以笑罵和幽默麵對世界而並不趕盡殺絕的處世態度，因此，他才能把旅居生活的許多感觸同在國內時期留下的社會文化記憶相比擬。這項帶有個性的民族文化比較工作，不但使老舍跳出善惡兩極的批判模式，以被侮辱與被損害者的眼光觀察社會現實，把中國國民性置於異域空間加以解剖和展示，實現對本國民族文化的反省和對民族精神痼疾的診治，從而形成“批判國民性”的創作母題，奠定其現代“文化大師”的地位；而且在中西文化比較中，老舍發現正是國民的愚弱導致國力的衰弱和中國的滯後，因此才遭受帝國主義的侵略，據此他想把英國人獨立進取的精神、自強意識和國家觀念移植到中國，把麻木的國人教導成為有科學知識和民族責任感的“新”國民，從而創造一個國富民安而免受帝國主義侵略的現代中國。但是，由於老舍身在國外，沒能親眼目睹當時國內的革命戰爭，因此，他既不清楚國內的社會現狀和革命形勢，又不明白國內青年們的思想。覺醒後的他看不到戰勝帝國主義和推翻上層反動統治者的力量所在，因此，他想通過改造國民性來達到改造社會的理想隻能是一種無法實現的空想。 二、新加坡時期：“思想猛地前進了好幾丈” 老舍在離開英國後的三個多月裏，遊曆了法國、荷蘭、比利時、瑞士、德國、意大利等國。1929年，他登上了馬賽開往新加坡的輪船。由於囊中羞澀，加之他崇拜的作家康拉德曾經多次寫過南洋，老舍因此生發了想“看看南洋”的想法，遂於1929年10月初到達了新加坡。 在欣賞新加坡的美麗風情之餘，老舍感受最深的還是新加坡人民的生活和精神世界。新加坡是英屬殖民地，聚居著很多的中國華僑、印度人、錫蘭人和馬來人。 在與他們的接觸中，老舍強烈地感受到他們高漲的革命情緒，尤其是他在華文學校所教的學生，他們十五六歲，大多是資本家的子弟，但他們愛國，心裏裝著天下大事，願意聽激烈的主張與宣傳，這是老舍在英國時從未遇到過的。這些學生思想上的激進使老舍“開始覺得新的思想是在東方，不是在西方”。 在這片新天地裏，老舍還親眼目睹了中國人開發南洋的功績。基於這樣的體驗，老舍急切想寫一本以中國人為主角、表揚中國人開發南洋的功績、表達民族崇拜的小說。然而，他未能寫出這本書。 在新加坡半年，他能隨處看到各種膚色的小孩，卻始終沒見過一回白人的小孩與東方小孩一塊玩耍，這給在英國時期飽受民族歧視的老舍很大的刺激。鑒於此，老舍立意要寫一部“以兒童為主”“沒有一個白小孩”“表現著弱小民族的聯合”的小說，並於1930年冬，開始這部題為《小坡的生日》的創作。在至少4個月的時間裏，老舍在炎熱的天氣裏，利用晚飯後的工夫完成了4萬多字。他本想繼續留在新加坡完成此篇小說的創作，但此時老舍在華僑學校的任職期已到，又因為有人從中作梗，他沒有找到合適的工作，加上去國6年，家中老母常寫信盼歸，遂於1930年2月底登船回國。 新加坡是老舍人生道路上短暫而重要的一段時光，這一時期，他的“思想猛地前進了好幾丈”。在英國，他思考最多的是中國人愚弱的國民性，在對其鞭辟入裏的剖析中透露著悲哀，他期望民族振興又苦於沒有希望；但在新加坡，老舍從醜惡的社會現實中看到了深藏於內的希望之火：中國人永不止境的創造力和無窮無盡的抗爭精神。老舍從肯定移植西方先進文化來強國救民，進而發展到希望世界上弱小民族聯合起來共同奮鬥，情緒也從悲觀轉為樂觀，這是一個很大的轉變。 三、齊魯歲月：嫉惡如仇、愛憎分明 1930年春，老舍從新加坡回到上海，在鄭振鐸家裏小住。老舍在這段時間寫完了《小坡的生日》的最後兩萬字，交給了時任《小說月報》編輯的鄭振鐸。這篇小說以連載的方式在《小說月報》上發表。在母親再三催促下，他告別鄭振鐸一家，於同年4月回到了闊別6年的北平。回國後，老舍原以為國內會有如新加坡那番高漲的革命浪潮，但他發現社會依然窒息黑暗，甚至比他離開時更糟糕。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以失敗告終，各路軍閥在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和買辦資產階級的扶植下進行割據戰爭；西方列強憑借特權加緊擴張在華勢力，滿目瘡痍的中國更加動蕩不安，可謂生靈塗炭、民不聊生。迫於現實狀況和生活壓力，老舍放棄了做專業“寫家”的念頭，接受齊魯大學的聘請，於1930年7月，赴齊魯大學擔任文學院教授，教授文學概論、文學批評、文藝思潮、小說及做法、世界文藝名著等課程。 齊魯大學是一所教會學校，學術氛圍保守沉悶。當時，齊魯大學中文係隻有老舍接受過新文學和外國文學的熏陶，學校想加強新文學的教學內容以改善學術氛圍，於是委以老舍繁重的教學任務。致力於認真“做事”的老舍專心準備講義，認真授課，他以廣博的學識與幽默活潑的教學風格征服了學生。在課下，他在忙碌中抽空給學生指導寫作，因此很受學生歡迎。同年，老舍被聘為國學研究所文學主任，兼任《齊大月刊》編輯部主任，具體主持編輯部工作。這些事情引起了校內封建保守勢力的反對，那些以舊學功底自矜的國學派，歧視老舍的學曆，視其小說為“下九流”，詆毀他在文學上的成就，老舍被迫從編輯部主任改做一般編委。然而，嫉惡如仇的他沒有與邪惡勢力同流合汙。 在教學閑暇之餘，老舍常遊走於濟南的大街小巷，去熟悉這座城市和生活其間的人民。1930年，初來乍到的老舍便明顯地感覺到濟南“不像上海與漢口那樣完全洋化。它似乎真是穩立在中國的文化上以善作洋奴自誇的人物與精神，在這裏是不易找到的”。平淡可愛的濟南為老舍帶來了好心情，但沒有持續多久，他便陷入了悲憤之中。“勿忘國恥”的破布條和城門上帝國主義槍炮留下的炮眼使他想到“五三慘案”的慘狀，於是他開始著手調查“五三慘案”。經過半年多的調查，他動筆寫了長篇小說《大明湖》，而一向以幽默筆調寫作的他在此部小說中未用一句幽默的話，文字顯得憤激悲愴。1931年夏，老舍將其書稿寄給《小說月報》，但是書稿還沒來得及發表，就被焚毀於1932年的“一·二八”事變的炮火中。後來在朋友們的勸說下，老舍將《大明湖》中最精彩的部分寫成一部中篇小說，這便是有名的《月牙兒》。 1931年7月28日，老舍回北平與後來成為國畫家的胡絜青結婚。婚後不久即攜妻返回齊魯大學，在經曆了短暫的幸福快樂之後，老舍又陷入對國內社會現實的憂思憤慨之中。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與1932年的“一·二八”事變之後，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了對我國軍事、經濟和文化上的進一步侵略，擴張其在華勢力範圍，這激起了國人的憤怒，而國民黨政府竟下達“抗日有罪”的嚴令，堅持不抵抗主義，全國進入“白色恐怖”時期。此時，由於“對國事的失望，軍事與外交種種的失敗”，憤恨絕望的老舍寫下了《貓城記》，反映了他徘徊在黑暗中不斷尋求真理的痛苦處境。 1933年9月，老舍的第一個孩子舒濟出生，寧靜而和諧的家庭生活使他又恢複了幽默的天性，一掃他初到濟南時那種悲觀絕望的情緒。但伴隨家庭快樂而來的是生活的重負，這迫使老舍加緊創作，然而他身有繁重的教學任務，又陷入家庭瑣事，因此他隻能頂著高溫，利用暑假時間“趕”文章。1932年暑假，他以每天2000字的速度，趕寫出了《離婚》，1934年，他又冒著炎暑握筆疾書，“玩命”寫完了《牛天賜傳》。 同期，老舍也結交了各階層的新朋友，這些朋友中，有文化界的學者、教育界的教授，還有下層貧民中的拳師、藝人、商販、車夫等，這擴大了老舍的社會文化視野，使他更深入地了解到中國社會的最黑暗麵，以及各階層人物的心靈和精神狀態。1934年7月，老舍辭去了齊魯大學的教職。1934年秋初，老舍到青島的山東大學任講師，於1935年暑假改聘為教授，講授文藝批評、歐洲文學概論、小說做法、文藝思潮、歐洲通史等課程。 初到青島，老舍感受到這是座摩登與奢華的殖民城市，反帝愛國的他不僅對其中的“洋味”心存不滿，而且從沿海停著的各國軍艦上，感受著“國破山河在”的悲涼。但老舍並不悲觀，他在浮華的表象之下聽到了人民反抗的潮聲，看到了“山東兒”樸素、堅毅的精神。他執教的山東大學學術空氣活躍，這裏的學生身上大有“眾人摩登我獨古”的氣派，他們熱衷於參加有關愛國的進步活動，樸素的裝束下跳動著火熱的拳拳報國之心。同期，老舍更多地接觸了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勞動者，他常同小商小販或者洋車夫聊天，聽到了他們在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殘酷迫害下發出的控訴，看到了他們在黑暗社會現實中的艱難生存境地。通過與他們的接觸，進一步加深了他對人生的理解，並為他的創作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麵對嚴酷的社會現狀和強大的黑暗勢力，此時的老舍已“全副武裝”，集明確的反帝反封建立場、強烈的愛國情感與深切的憂患意識於一身，繼續拿起手中的筆進行“文學的表達”。他通過文學作品怒斥權貴的投降行徑和漢奸走狗的賣國行為，為被侮辱者與被損害者伸冤，喊出這個世界必須換個天地與活法的呼聲。從1930年開始到1936年辭去山東大學教職以前，是老舍創作的豐收期和成熟期。他在這段時間寫出了《大明湖》《貓城記》《離婚》《牛天賜傳》4部長篇小說，出版了《趕集》《櫻海集》兩部短篇小說集和《老舍幽默詩文集》。與此同時，他還把上課講義整理成《文學概論》一書，由齊魯大學內部印行。揭露黑暗的社會現實、否定現存不合理的社會製度、反映勞苦大眾的苦難生活、批判醜陋的國民性、探索社會與民族的出路，成為了老舍這個時期創作的重要主題。這些作品不但反映的社會生活麵更為廣闊，而且由於受革命文藝理論的影響，作品的內容日趨深刻，對黑暗現實的解剖和批駁也更加堅實有力，感情更加憂憤深廣。 除了文學創作外，老舍在山東這段時期還滿懷熱情從事進步文學活動。1935年夏，老舍、王餘杞、王統照、王亞平、杜宇、李同愈、吳伯蕭、孟超、洪深、趙少侯、臧克家、劉西蒙12位作家，共同在《青島民報》上開辟了一個副刊，題名為《避暑錄話》。《避暑錄話》的12個撰稿人，雖然在作風、情調、見解、立場等方麵不同，但是他們用文藝來向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當權派發出控訴，以增進人類自由、進步與幸福的宗旨是一致的。 1936年春，山東大學發生學潮。由於受“一二·九”學生運動的影響，山東大學學生要求抗日救國的呼聲日益高漲。他們的愛國運動引起國民黨當局的注意並遭到鎮壓，而學校在國民黨軍閥的壓製下也開除了部分抗議的學生，這使得一向愛國的老舍十分震怒，於是他憤然辭去教職，專門從事寫作。 由於有著對當時生活的深入體驗與深切觀察，故老舍能從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麵，特別是從最黑暗的下層社會層麵，洞察到畸形的中國社會形態、敷衍苟安的民族心靈狀態及愚鈍麻痹的民族精神樣態，並探尋出造成此種民族精神缺陷的時代根源：正是反動統治者和帝國主義的相互勾結，才孕育了出奇不公平的病態社會，這不合理的病態社會又孕育出病態的國民精神和民族心理。因此，在20世紀30年代，老舍得出了一個重要認識：要通過改造社會來改造國民性，才能使國強民安。 相比於20年代試圖通過改造國民性來改造社會的認識，這無疑是老舍思想上的又一次飛躍。但這個時期，由於對國內幾次重要的戰爭沒有親身體驗，他對革命前途的認識並不十分真切，沒能看清改變中國社會的力量所在。因此，老舍未能給苦難大眾指出一條正確的出路。然而，他能在民族存亡的危難時刻，敢於在文化圍剿和白色恐怖的嚴峻氛圍中，在“抗日有罪”的嚴令下怒斥帝國主義的侵略，揭發民族敗類的賣國醜行，這顯示出老舍高昂的愛國激情和崇高的民族正義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