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八月的南京，是中同有名的“火爐”之一，熱浪滾滾，令人難以忍受。國防部大禮堂裏，早被反共戰爭弄得焦頭爛額的國軍高級將領們一個個顯得煩躁不安。
任何重大曆史事件，都不會是孤立、偶然的“意外現象”，而是有著種種社會條件並蘊含著客觀必然性的“合理產物”。湖南和平解放為什麼會發生？為什麼它從1948年秋冬開始醞釀？不能不研究當時的曆史背景。
一、爭鬥了20餘年的國共兩黨到了最後攤牌的時候，其力量強弱已互換角色，戰略決戰一觸即發
時至1948年秋，中國國民黨同中國共產黨所進行的命運之戰已進入第三個年頭。形勢發展對國民黨越來越不利。國民黨軍已由戰爭初期的430萬人減少至365萬人，雖然在數量和裝備上仍占優勢，但機動兵力卻隻有170萬人，被迫山戰略進攻轉為戰略防禦，繼而由全麵防禦轉為分區防禦，再轉為重點防禦，分別龜縮在東北、華北、西北、華中和華東五大戰區的部分大中城市等有限區域內。而人民解放軍則日益強大，越戰越勇，已由戰爭初期的120萬人發展到280人，而且大多能用於機動作戰，已經掌握廠戰爭的主動權。國共兩黨的戰略決戰已不可避免，而且一觸即發。
蔣介石當然明白這一點。1948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國民黨在南京召開了為期7天的重要軍事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各地區“剿總”總司令，各兵團司令、國防部廳、署長等主要軍事負責人白崇禧、林蔚、劉斐、蕭毅肅、關瞵征、周至柔、王叔銘、桂永清、郭懺、湯恩伯、範漢傑、杜聿明、宋希濂、黃維、李默庵、霍揆彰、孫立人、黃伯韜，華東“剿總”總司令劉峙的代表李樹正，西安綏署主任胡宗南的代表沈策，以及餘錦源等20餘名軍長，共計120餘人。
七八月的南京，是中同有名的“火爐”之一，熱浪滾滾，令人難以忍受。國防部大禮堂裏，早被反共戰爭弄得焦頭爛額的國軍高級將領們一個個顯得煩躁不安。
會議由蔣介石和國防部長何應欽、參謀總長顧祝同三人輪流主持。7月27日，會議開幕。蔣介石首先發表講話，總結了軍事失敗的原因，把罪責完全歸咎為戰場指揮官的貪汙腐化、貪生舊死、指揮無能。他感慨地說：“我們在軍事力量上本來大過共匪數十倍，製空權、製海權完全掌握在政府手裏，論形勢較過去在江西圍剿時還要有利。但由於在接收時許多高級軍官大發接收財，奢侈荒淫，沉溺幹酒色之中，弄得將驕兵逸，紀律敗壞，軍無鬥誌。可以說，我們的失敗，就是失敗於接收。”將軍們屏聲息氣，鴉雀無聲，蔣介石那口浙江官話顯得格外洪亮。最後，他清了清嗓子，鄭重地警告大家；“現在共匪勢力日益強大，匪勢日益猖撅，大家如果再不覺悟，再不努力，到明年這個時候能不能再在這裏開會都成問題。萬一共黨控製了中國，則吾輩將死無葬身之地。”蔣介石沒有想到，他這句警告不幸而被言中，這次會議竟成為國民黨在南京乃至在大陸的最後一次全麵軍事會議，蔣介石自己和他的兒子蔣經國後來都殞命孤島，其屍骨至今不能葬回故土。
蔣介石講完離開後，國防部長何應欽接著作了軍事形勢報告。誰知報告還沒有講完，會場就炸開了鍋。有的說：“共產黨在江西時，隻有那麼一點力量，打了10年都解決不了它，現在共產黨都發展成這樣大的力量，這個仗還怎樣打下去？”有的則大罵陳誠，說：“陳辭修（陳誠字辭修）太可惡，這個仗就是他極力主張打的，胡說什麼3個月5個月解決共軍主力，結果弄得一敗塗地．他應負完全責任。”
蔣介石知道這種情況後，氣得滿臉紅漲。他身著筆挺的五星上將軍服，掛著他自己發給自己的中華民國最高勳章和美國總統杜魯門贈給他的一枚勳章，氣勢洶洶地又—次來到會上講話。他說：“我自黃埔建軍20多年以來，經過許多的艱難險阻，總是抱著大無畏的精神和百折不回的決心，堅持奮鬥，終能化險為夷，度過種種難關。自對共匪作戰兩年來，軍事上遭受了挫折，這是不容諱言的事實，但今天最重要的是我們大家同心同德，共濟時艱，抱著有敵無我、有我無敵的決心，激勵士氣，來挽救危機爭取勝利，而不是互相埋怨，互相傾軋。尤其我們這些高級負責人，更應該堅定信心，處在危疑震撼之際，更宜力持鎮靜，絕不可有絲毫悲觀失望的情緒和論調，以至影響士氣，影響全局……”
會議再進行討論，大家雖然不敢隨便發牢騷了，但除了叫苦叫難叫危險、要錢要物要番號之外，就是提不出什麼像樣的對策。到了會議的第7天，也是最後一天，經參謀總長顧祝同提議，總算形成了一個戰略方案，其中心內容是：實行戰略收縮，在黃河以南長江以北地區將原有的小兵團歸並為幾個強大的機動兵團，部署於徐蚌地區、信陽地區、襄樊地區，以防止共軍南渡長江，並相機打擊共軍；同時，在長江以南地區迅速編練第二線兵團。但是，蔣介石又不甘心從東北和華北退出，仍命衛立煌和傅作義繼續堅守待機；並因擔心桂係過於強大，拒絕了李宗仁關於將黃淮平原劃為一個戰區並由白崇禧統一指揮的建議，而分設華東、華中兩個“剿匪”總指揮部，意欲互為犄角，而事實上兩個“剿總”互不服氣、互不支援。這就為人民解放軍實行戰略決戰、各個擊破提供了重要的便利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