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那偉大的自由口號下長成的，在那些自由口號中，言論自由當然也是重要的一個。不過，正像其他的維多利亞時代的自由一樣，其中有一個限製。成年人是有言論自由的，但他之能有言論自由，是要從小到大忍受二十一年長輩“靜默”、“靜默”的嗬斥之後，其結果常是無保障的自由，那就是不曉得怎樣去享受自由。我們的時代已無那種容人之量，那是屬於我們的祖父們的。大部分的人已不相信言論自由這回事，那些仍能相信的人，甚至認為言論自由對兒童也是極應該的一件事。
在南塘斯庇肯山學校，我的夫人與我，把我們的教育原理拿來實地試驗。我們現在已屆滿四年，我們可以把我們的結果拿來談談。我們學校的兒童，並不像一般新聞記者所講的一樣：是完全自由的。但關於言論自由，他們確是完全享有的。我們從來沒有對一個兒童說過：“你不應當說那件事”。我也曾遇見好多人，他們是自以為實行這種原理的，但在事實上，他們是欺騙了自己。大概一個人心裏總有他自己認為兒童應當怎樣的原理，當兒童講出來的事物，不與他的原理相一致，他就覺得不高興了。我們大家都還記得我們從前輕視我們的父母與師長，但我們總喜歡認為，現在我們做了兒童們的父母與師長能夠完全與過去不同，言論自由普遍認為是好的，但同時他們也認為須有優雅態度為條件。而在庇肯山學校這種條件是沒有規定的，在那裏也沒有對長輩與先進的不敬的製裁，也沒有科學好奇心的禁止，也沒有字語選擇的規定。
這種製度的長處有好多方麵。第一在某種範圍以內，多少能夠知道兒童是在想什麼。為解除“靜默”、“靜默”主張的壞影響，心理分析的工具已由教人說他心中所想說的話而發明。我們認為因犧牲太大的虛偽教育而致神經錯亂的結果，然後再用很大的代價，使之除去虛偽與療治其神經的錯亂，實是一種很大的錯誤。當兒童關於言語能夠讓他自由的時候，他們就不必用一種匪夷所思的形式來表示他們的思想，而使他們的思想變為不與現實接觸了。
我認為一種極堅強的意誌是寶貴的稟賦。兒童雖是所知很少，但他們具有科學的好奇心。世俗的教育目的是讓他們依然羈留於不識不知的狀態下，而摧殘他們的科學好奇心。關於這一層，當然是由於各種不同的動機：政治的，宗教的，道德的。但這一切的根源，實在都是從那根深蒂固的，對於現實性的恐懼心出發。正統教派的觀念似乎認為上帝造了世界，世界是很可怕的，因此我們對於世界是知道越少越好。講到我的意見，我對於這種問題既不接受其前提，也不接受其結論。隻要我們能容忍言論自由，我們就得禁止對於兒童自然的科學衝動的摧殘，使他們的心理保持活潑，感情保持純正。
時常有人這樣問我：“對於你們的兒童，當他們後來讓其與現實世界接觸的時候，將會發生什麼現象呢？”許多人的心中總存了這樣的觀念，以為我們是在創造一所地上的樂園，兒童從這種樂園中出去，他們將要發現世界是藏了許多罪惡，這將使他們驚異不已。可是我的意見剛好相反，我認為那種現象正是在教育中一般設施的弊端，而我們教育的特點，就在於不令其呈現一個神話的世界於兒童的想像中。在普通教育中，兒童是教以相信他的父母師長是純潔的；他的國家，總是合乎正義的；他自己國內的政治家與政黨總是心理高尚的；惡人到頭總是被人家發現而遭唾棄的；那些犯邪淫罪惡的人，總是那些天字第一號的缺乏道德的人。此外如工業界的領袖，新聞界名記者，以及海軍大將陸軍大將，國務院檢察官等等，那使兒童相信他們是些受極高服務精神支配之人。當青年人跑出了學校，走進世界後，他看穿了這些名義很好聽的騙人的事實後，其結果便使他們不得不變為一個憤世嫉俗的人。憤世嫉俗主義即是我們對於荒謬的倫理所付的代價。兒童假使在一種有現實性的目的下教養而成的，至少可以不受這種可怕痛苦的侵害。
從狹義的教育看來，言論自由的成效極為可驚，不但在科學方麵，即在文學方麵，成效也大。
先從科學方麵的效果講，沒有性的禁條時比尋常人想像的還要來得重要，尤其是對於女孩子。大部分的男孩子他們有一種科學的傾向，所以特別對於機器感興趣。性的禁條由這方麵看來，對於他們是無多大妨礙的。我們知道以機器為中心的文明，是清教主義的產物。女子可是兩樣，如果她們有科學的傾向，大都是對生物科學感興趣，生物學因有性禁條的束縛，而感覺教授困難。普通一般解剖學與生理學作為兒童教本用的，遇到性方麵的內容便省略。兒童看到這一點，便推想那省略的部分大概不適於科學的研究，就會引起他們對於這部分荒謬而不合理的想像。這種在兒童時代他們所得的荒謬的觀念，逐漸侵入他們潛意識中，後來當這種觀念在成年行為中占據重要地位的時候，常使成年的行為變為荒謬可笑。因此在這種教育下，聰明女子的科學興趣受阻礙。如果後來她們有誌學醫藥，她們首先就得去把那種心理上認為是禁條的障礙物去掉，不過即是她們能做到，也隻限於理智方麵，而並非情感方麵。因此一個醫生要了解一個病人的身體，不但要從心的方麵去著手，並且也要從身的方麵去著手。就大體講來，因為有早年性禁條教育的結果，心身兩方麵早已變為不相聯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