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刑前還不得塞住犯人嘴，使之不能呼冤喊話；不許監押人員鼓噪起哄，使得犯人有話別人聽不到。行刑時間在未申之間，也就是下午一點到五點之間。這在！續通鑒長編》中有明確的記載：
決大辟於市，遣他官與掌獄官同監，量差人防護，仍先給酒食，聽親戚辭訣，示以犯狀，不得掩塞其口，及令人眾奔噪。
並以未、申二時行決，經宿乃許收瘞。
元祐元年（1086）殿中侍禦史林旦的上言，被朝廷采納。林旦說，他見大理寺、開封府等司法官員往往不“親臨訊問”，一切委之吏胥。在審訊時，犯人被打得半死；待處決時，用籃子抬到刑場，而且還堵塞犯人之口，使之發不出聲音。“又以紙錢厚蒙其首”，“軍巡、獄子百十其群，前後遮擁，間以鐵錘擊枷，傳呼鼓噪，聲不暫止。罪人雖欲稱冤，無複有可言之理”。這樣既傷天害理，又容易造成冤案。因此朝廷做了整頓，有了上麵的規定。江州在處決宋江、戴宗時應該說是基本上符合這個規定的，也有林旦說的那些現象的遺存，如六七十個獄卒前呼後擁，劊子手呼叫“惡殺都來”等（意為凶惡的煞神都來，劊子手用此呼叫，顯示他什麼都不怕）。有些描寫是不見於史書記載的，如“將膠水刷了頭發，綰個鵝梨角兒”的習俗。《左傳》中說“國人逆喪者皆鎝＇魯於是乎始鎝”。所謂“鵝梨角兒”就是鎝鬏。春秋時期迎喪，免冠將頭發綰成鎝鬏，表示哀悼。用“膠水刷了頭發”是防止被斬首後頭發散亂。
“午時三刻，開刀問斬”巳為廣大讀者所熟悉，這是通過傳統文藝作品傳播開來的，於史無據。宋代記載明確說是“未、申二時”，而且宋徽宗宣和二年“六月月令”規定“日中無得行刑”。元代雜劇寫到開刀問斬往往說在“午時三刻”如無名氏的《謝金吾詐拆清風府》王樞密陷害楊六郎、焦讚，命令劊子手說“刀斧手，到午時三刻，疾忙下手者”。無名氏的《龐涓夜走馬陵道》鄭安平對孫臏說：“你好模好樣的做這等勾當，你也須自知罪過，還說甚麼？你說一句鋼刀豁口，覷一覷金瓜碎首。劊子磨的刀快，隻等午時三刻到來，便要殺壞了哩！”這反映了道教對於死刑的認知：午時三刻是陽氣極盛之時，最能壓住陰氣。宋元明清在製度上都無此規定。
(2)杖刑與殺威棒
宋代對於笞杖的刑具有嚴格的規定，上麵巳經說到。行刑擊打的部位也不能亂來。“五刑”中的笞刑、杖刑都是擊打臀部，這裏肉厚，經脈、穴位少，對於人體傷害相對較小。而折杖法中的擊打次數雖然大大減少了，但徒、流是擊打脊背的，稱之為“杖脊”%這是非常殘酷的。人體的奇經八脈許多從背上通過，背的正麵就是心髒，除了頭部以外，這是人體最重要的部位了。脊杖很容易把人打殘，甚至打死。行笞、杖刑都要在大堂上公開進行，而且要在白天，免得舞弊。前次棒瘡未愈，不能再次加杖。對於老幼孕婦殘疾以及病患都不許加杖。在行刑時還特別強調使用的刑具要符合朝廷規定的標準。笞杖不僅尺寸上不許增加或減少，而且“笞杖不得留節目，亦不得釘飾及加筋膠之類，仍用官給火印”。
也就是說不許在刑具上耍花活，讓犯人吃啞巴虧。執行機關不得使用“非法之具”拷掠犯人，如有發現，當事者要被處“徒二年”。
《水滸傳》中常常提到並引起讀者關注的“殺威棒”一直沒有得到解決，因為史書中沒有記載，但小說中卻提到五次。林衝發配到滄州，因為花了錢，所以隻說了說。
管營道：“你是新到犯人，太祖武德皇帝留下舊製，新入配軍，須吃一百殺威棒。左右，與我馱起來。”林衝告道：“小人於路感冒風寒，未曾痊可，告寄打。”差撥道：“這人見今有病，乞賜憐恕。”管營道：“果是這個症候在身，權且寄下。待病痊可，卻打。”差撥道：“見今天王堂看守的多時滿了，可叫林衝去替換他。”
武鬆被發配至孟州牢城，管營與滄州一樣。
管營喝叫除了行枷，說道：“你那囚徒，省得太祖武德皇帝舊製，但凡初到配軍，須打一百殺威棒。那兜拕的，背將起來！”武鬆道：“都不要你眾人鬧動。要打便打，也不要兜拕。
我若是躲閃一棒的，不是好漢。從先打過的都不算，從新再打起，我若叫一聲，也不是好男子。”
“殺威棒”的說法起於元雜劇，元初關漢卿寫的戲中就有“殺威棒”這個詞出現。如！包待製三看蝴蝶夢中開封府的衙役張千上場：“手執無情棒，懷揣滴淚錢。曉行狼虎路，夜伴死屍眠。”
然後把打人死囚牢的王大、王二、王三拉出來“別過枷梢來，打三下殺威棒”。這是衙門裏對於剛人監的犯人實施的打壓措施。
這正與“文革”當中要批鬥一個人，第一件事就是“打態度”相類。
也就是打掉人本有的自尊，使之迅速完成從正常人到犯罪人的心態轉變。元代不僅官府衙門用“殺威棒”整人，民間財大氣粗者也有以此打壓進人他的家庭的新成員。如關漢卿的名劇！趙盼兒救風塵》中公子哥兒周舍下了許多工夫好不容易娶了美女宋引章，但媳婦到手後，周舍一改往日殷勤，向宋引章宣布“進的門來，打了我五十殺威棒”。可見“殺威棒”一詞在當時的民間是很流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