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看到的這本書是對李漁《閑情偶寄》和《窺詞管見》的評點，是2009年問世的那部《閑情偶寄·窺詞管見》校注本的姊妹篇。如果說那本書主要是對《閑情偶寄》和《窺詞管見》的校勘和注釋；那麼，這本《評點李漁--【閑情偶寄·窺詞管見】研究》則是我用評點的形式對李漁這兩部論著進行研究。本書也保留了李漁著作原文，但那是便於讀者與我的評點文字對照；而且因為本書是對李漁的研究性著作，所以李漁原文的注釋我已大大縮減，隻保留很少一部分。簡單說，前一本書是“我注李漁”，後一本書是“李漁注我”。
一般讀者對《閑情偶寄》比較熟悉而對《窺詞管見》可能較為陌生。《窺詞管見》原刊於李漁《耐歌詞》卷首，是李漁相當重要的一部詞學理論著作，過去人們較少關注，今特拈出，以示珍寶鉤沉之意。
本書所評點的《閑情偶寄》，為全本，乃融合翼聖堂本（藏國家圖書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與芥子園本（藏國家圖書館）之長，並參閱其他各本進行比較對照而取優；所評點的《窺詞管見》，以康熙十七年刻本《耐歌詞》（藏國家圖書館）卷首所載為底本，對照雍正八年芥子園本《笠翁一家言全集》卷之八“笠翁餘集”卷首所載而定奪。評點者對所選各本個別刊刻相異或舛錯字句進行了校勘，並在注釋中予以說明。
關於李漁的思想概貌和生平事略以及著述等等情況，在2007年9月中華書局版插圖本《閑情偶寄》和2009年1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版《閑情偶寄·窺詞管見》校注本的《前言》中已經作了介紹，茲不贅述；這裏隻就“評點”的有關問題作些說明。
“評點”在中國古典文論中的特殊地位和重要意義
我認為，“評點”是中國古典文論的典型形態和主要樣式之一，也是中國古典文論區別於西方文論及其他各民族文論的特殊形態之一。
“評點”（作為動詞），這常常是人們在細讀某部論著時的主觀衝動和客觀需求。所謂主觀衝動，是說人們在閱讀時有所感，往往自覺或不自覺地產生某種欲望，情不自禁要作些記號或標識，以至動筆寫點感想、印象之類，以加深記憶和理解。所謂客觀需求，是說論著的潛在讀者、尤其是其中那些初學者，也希望前輩專家和師長先行閱讀作品時，寫下閱讀體驗，作些高低優劣之評論，或將該著思想內容藝術技巧之要緊處，警策、務頭、詩眼、文魂等閃光點，特別標出，加以提示，以便後來者更易理解吸收並抓住要害。這可能成為某種客觀的社會需求。適應上述主觀衝動和客觀需求，對經典的詮釋、傳注、疏解、離析等等產生並發展起來了，甚至形成了某種專門的學問。中外皆然。在西方的古代，有古典詮釋學。如中世紀和文藝複興時代對《聖經》的詮釋就是西方古典詮釋之一例。在西方的現代，則有現代詮釋學，德國哲學家伽達默爾是其代表人物之一。現象學美學家英加登分四個層次對作品的解讀，就是一種詮釋；“新批評”對作品的細讀、解析亦是一種詮釋。中國古代，也有中華民族特有的解讀和詮釋文獻的方式和形式，即對經典的數不清的“傳”、“注”、“疏”、“解”、“箋”、“訓”、“故”、“微”、“難”、“說”、“記”、“解詁”、“章句”等等；在文論或“文章之學”中，最常見最典型的表現形態之一就是“評點”。
“評點”最切合中國人把握對象、感受對象的心理特點和思維方式，或許可以說它是最能體現中華民族數千年來所積澱下來的審美心理結構的一種形態。在別的文章中我曾說過，中國古典文論的感受方式、思維方式和思維方法，大多是經驗的、直觀的、體察的、感悟的；與此相聯係，其理論命題、範疇、概念、術語等等，常常涵義模糊、多義、不確定和審美化，耐體味而難言傳；在批評形態上也大都是印象式的、評點式的。與此相對照，西方文論的思維方式和思維方法則大多是理性的、思辨的、推理的、歸納的，理論命題、範疇、概念、術語都有嚴格的界定而不容含糊，在理論批評形態上也大都走向理性化、科學化、邏輯化，講究比較嚴密的理論係統。我們不須也不應對二者作優劣、高下的價值判斷，隻能說它們表現了各自不同的民族個性。但是我能夠說，中國古典文論的上述特點十分符合從審美上對對象的把握，而“評點”這種形式在這裏則大有用武之地。
從中國古典文論的發展曆史來看，“評點”似乎是其自然形成的恰當方式和形態，而且運用起來得心應手。
關於中國古典文論，沿波探源，其萌芽可以遠溯至《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記載吳公子季劄在魯觀樂；其專論詩文的著作，至少可以追尋到曹丕《典論·論文》、陸機《文賦》、劉勰《文心雕龍》和鍾嶸《詩品》。《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詩文評類小序說：“文章莫盛於兩漢，渾渾灝灝，文成法立，無格律之可拘，建安黃初，體裁漸備，故論文之說出焉。《典論》其首也，其勒為一書，傳於今者，則斷自劉勰、鍾嶸。勰究文體之源流，而評其工拙，嶸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師承，為例各殊。至皎然《詩式》，備陳法律，孟棨《本事詩》，旁采故實，劉頒《中山詩話》、歐陽修《六一詩話》又體兼說部。後所論著，不出此五例中矣。宋明兩代，均好為議論，所撰尤繁。雖宋人務求深解，多穿鑿之詞，明人喜作高談，多虛矯之論。然汰除糟粕，采擷菁英，每足以考證舊聞，觸發新意。《隋誌》附總集之內，《唐書》以下則並於集部之末，別立此門。豈非以討論瑕瑜，別裁真偽，博參廣考，亦有裨於文章歟？”短短幾百字，勾勒出自魏晉至宋明的文論學術研究的大致脈絡：隋代將文論著作同文學作品一起歸入“總集之內”；唐人則將文論從總集中厘析出來別立“文史”之名。宋之前，“文評”、“詩評”、《詩文評》等名稱還未正式出現，至宋，人們才在“文史”之外另列“詩評”類，後又細分為“文章緣起”、“評文”、“評詩”；至明，焦竑等人明確列出“詩文評”類；清代，“詩文評”作為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的專稱得到普遍認可。從上述曆史脈絡可以看出，中國古典文論明確以“詩評”、“文評”、“詩文評”名之，特別標出“評”字，也正突出了“評點”在文論中的地位。而且，自南宋之後，“評點”廣泛運用於古文、詩詞、戲曲、小說、曆史、哲學、雜著及其他各類文化著作，幾乎滲透進中國古典文獻的各個角落，占據了理論批評的半壁江山。一些學者還指出，“評點”與科舉有密切關係（相當多的對科舉範文的評點，猶如現在的高考或研究生考試的輔導材料），“評點”也與禪宗的特有的著述形式“評唱”有密切關係。可見“評點”在中國古代有著更為廣泛、深刻的影響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