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王了一。
晉殷羨字洪喬，當他做豫章太守的時候，京都的人托他帶一百多封信。他到了石頭渚，就把那些信都扔在水裏，說：“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為致書郵。”後人把那石頭渚叫做投書渚。
我們讀了這一段故事之後，覺得痛快之至。但是，古代的人托人帶信，還有幾分可以原諒。因為古代並沒有郵政，公文的傳遞雖有驛使，私人的書信就隻好托人了。古代所謂寄書，十分之九是家書，在寄件人和收件人都覺得是“家書抵萬金”，那麼，受托寄書的人何忍使他“寄書長不達”呢？因此，我們雖覺得殷洪喬這事做得痛快，同時也覺得他有點兒“過火”，不近人情。
現在的情形卻不同了。貼上了一張郵票，一封信可以升天入地，無遠弗屆。在這時代，居然還有托人帶信的事，真是滑稽之至！說是貪快罷，托人帶信決不會比郵政更快；恰恰相反，帶信的人到目的地之後，辦自己的事要緊，說不定會把你的信遺忘在箱子裏，一擱就是一兩個星期。說是慎重罷，托人帶信決不會比郵政更可靠；你要慎重，不妨來一個雙掛號，郵局遺失了你的信還會給你賠償損失。如果托人帶信，非但遺失概不負責，還有被人私拆的危險--不，講禮貌的人托人帶信，根本就不應該封口，還有什麼慎重可言？歸根說起來，現代托人帶信隻有一個可憐可鄙的理由，就是要節省幾個錢的郵票。那麼，對國家，他是郵政的走私者，這是不忠；對朋友，他把人家當做一個義務的郵差，這是不義。不忠不義所以是可鄙；為了節省極少數的錢而甘心自陷於不忠不義，所以是可憐。為了托帶私信而累得朋友受了重罰（在外國確有其事），那就超過了可鄙可憐，簡直是太可惡了。古代托人帶信，是不得已，是慈父孝子或恩愛夫妻的一種值得同情的懇求；現代托人帶信，卻是視錢如命的傖夫的一種損人利己的手段。假使殷洪喬生在現代，有人托他帶信到豫章，他一定當麵把信扔在地上，再吐上一口痰，還有耐心帶到石頭渚才把它扔在水裏嗎？
帶信到底是輕易地事情，還有比帶信更麻煩的，就是托人帶衣物和食品。我明天要到重慶去了，今晚張三托我帶一件衣料給他的太太，李四托我帶一雙鞋子給他的未婚妻，蔡大嫂托我帶一件舊褲子給她的阿毛，錢三嬸托我帶一床破被窩給她的跟弟。我從昆明到北平，張太太托我帶三斤大頭菜，我從天津到上海，李小姐托我帶一簍小白梨；一包四川井鹽要跟著我旅行杭州，兩隻南京板鴨要跟著我遊覽香港。我自己的行李力求簡便，竟像為的是保留著有餘的地位，替親友們效勞。遇著關卡，我得替他們擔心，替他們繳驗，必要時還得替他們納稅甚至於受罰。火車到站或輪船靠岸的時候，一時找不著挑夫，我得替他們抱之負之。為了他們的東西太多，累得我打碎了一隻熱水瓶，碰壞了一個照相機，遺失了一根手杖。他們為什麼要這麼累我呢？並非因為北平沒有雲南大頭菜，也並非因為上海沒有天津小白梨，隻是大頭菜和小白梨在它們的出產地便宜些，樂得叫我代他們運輸，反正用不著繳納運輸費。我自己也有親友在北平，我並沒有為他們帶些大頭菜；我自己也有親友在上海，我並沒有為他們帶些小白梨，為的是嫌笨重，怕麻煩。現在我卻為了朋友的朋友，或朋友的親戚，辛辛苦苦地帶了笨重的東西，旅行數千裏，你說氣人不氣人？中國人喜歡占小便宜，隻要自己得到好處，就顧不得別人辛苦，甚至利用別人的勞力，來博取自己的人情。這種風氣若不革除，將來總有那麼一天，張三托我從柳州帶一口棺材到哈爾濱，李四托我從昆明帶一床稿薦飛加爾各答。
因此，我提倡一種主義：凡是托我們帶信的，我們付之一炬（因為不一定經過一條河，所以不一定要扔在水裏）；凡是托我們帶食物的，水果可以供我們在火車上解渴，臘味可以供我們在旅館裏下飯，若遇著不喜歡吃或不好吃的東西，可以扔在路上，自然有人來拾。慳吝的人我們該使他破財，喜歡占小便宜的人我們該使他吃大虧，這就是我們的“洪喬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