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風雲激變、動蕩不安的20世紀初期，中國的文壇需要像魯迅那樣在黑暗中不斷揮筆、盡情呐喊的鬥士，需要像郭沫若那樣謳歌生命、崇尚激情的時代強音，抑或需要像徐誌摩那樣呼喚青春、點燃希望的燦爛。然而，鬱達夫卻在《沉淪》中說：“知識我不要，名譽我也不要，我隻要一顆安慰我，體諒我的心！”他這樣毫無避諱地袒露自己傷感的心、沉淪的情感和火熱卻又孤寂的處境，鬱達夫那似乎就注定了他風雨坎坷、跌宕起伏的人生。
1921年《沉淪》的出版，仿佛向文壇海洋中投入了一塊巨石，引起了軒然大波。《沉淪》因為它“哀怨”“呻吟”的時代主調馬上成為了“五四”文學的另類代表，給鬱達夫這位年輕的作家帶來了榮譽，同時也因為裏麵驚世駭俗的性苦悶等描寫給他帶來了責難，甚至謾罵。而這，還隻是個開端。在鬱達夫短暫的一生中，不隻他的作品受到爭議，還有他對國家的態度，他的幾段感情經曆，都成了人們議論的談資，成了人們爭論的焦點。對鬱達夫，譽之者不少，毀之者也很多。讚他的人，說他是文壇的天才，藝術的大師，浪漫的文人，革命的烈士；貶他的人，罵他是頹廢的代表，墮落的作家，病態的花癡，賣國的漢奸。雖然時間在流逝，時代在變遷，但對鬱達夫的爭論仍然沒有停止。
1992年，在接受新加坡記者采訪時，年逾六十的鬱達夫的兒子鬱飛說：“我的父親是一位有明顯優點也有明顯缺點的人，他很愛國家，對朋友也很熱心，但做人處世過於衝動，以致家庭與生活都搞得很不愉快。他不是什麼聖人，隻是一名文人，不要刻意美化他，也不要把他醜化。”鬱飛作為鬱達夫的親人中和他生活最久、了解最深的人，這些話不僅說得誠懇，而且還很中肯。
是啊，金無足赤，人無完人。他不是聖人，他隻是一名文人。所以，我們暫且丟掉那些強加給他的衡量標準，隻看作為文人的鬱達夫是怎樣的吧。
相信作為文人，鬱達夫的文學才能無人懷疑，但他的文學思想卻是被爭論的焦點。鬱達夫性格真誠而坦率，坦率到他用鋒利的刀來解剖自己時，還帶著自我陶醉的苦笑。鬱達夫的文學主張是“文學作品，就是作家的自敘傳”，所以他以“辭絕虛偽的罪惡”“赤裸裸地把我的心境寫出來”為寫作宗旨，就算別人笑他、非議他，他也不改變。但他這種坦率的態度，無疑就會招來風波，其中對他作品最大的攻擊就是自敘傳中的“性心理”描寫和“頹廢思想”了。
首先，關於“性心理”的描寫。鬱達夫那種敢寫敢說的性格和“赤裸裸地把自己心境寫出來”的文學主張，就意味著他在文學創作中會完全將自己的心交給讀者，就算是虛構文體的小說，也帶上了他自敘傳的色彩。於是，他的身世、思想、感情、性格、癖好，甚至是自己的性苦悶、病態幻想也大白於天下。例如，他在代表作《沉淪》裏的大膽表白。這樣的表白當然會引起很多人的反感，更讓那些不敢與封建道德決裂的文人，把矛頭指向他，一時間烽煙四起。而鬱達夫自己也曾在自傳裏自嘲說有過女作家向“中央”（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去哭訴他是頹廢、下流、惡劣的作家，主張禁絕他的書的事。他也曾寫信去向周作人傾訴“上海所有文人都反對我，我正在被迅速埋葬，我希望你是給我唱悲哀的挽歌的最後一個人”。其實，鬱達夫作品中所表現的“性苦悶”不隻是他一己的感受，而是當時受舊社會的壓迫而窒息的青年一代們共有的精神苦悶，這是一個隱而不語的社會問題，但隻有鬱達夫剖析自己寫了出來。結果，周作人真的成為了第一個站出來為鬱達夫的小說進行正麵評論的人，他認為“《沉淪》中雖然有猥褻的分子而無不道德的性質”，因此，他認為《沉淪》是一件藝術品。並且，當時肯定鬱達夫作品的藝術價值的不隻是周作人，成仿吾、唐弢等文人也作了肯定。就連魯迅的一篇小說裏都提到了當時許多人都喜歡看這本小說，可見當時鬱達夫的作品影響力有多高。而後郭沫若也在《鬱達夫》中說過：“他那大膽的自我暴露，對於深藏在千年萬年的背甲裏的士大夫的虛偽完全是一種暴風雨式的閃擊，把一些假道學、假才子們要驚得至於狂怒了。為什麼？就因為這樣露骨的真率，使他們感受著作假的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