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城市旅遊與鄉村旅遊
多年來中國的旅遊是以城市旅遊為主體的，城市旅遊也是改革開放後國際旅遊的起點。然而在中國優秀旅遊城市的建設已經把紅旗插遍了全國的今天，城市旅遊開始走向成熟，重新定位（Reposition）與引進大型節慶事件成了城市旅遊發展的新任務。
隨著市民休閑的興起，鄉村旅遊進入21世紀後就爆發了，近年鄉村旅遊大有蓋過城市旅遊的勢頭。2006年起，國家旅遊局先後啟動了“中國鄉村旅遊年”（2006）、“和諧城鄉遊”（2007）等主題旅遊促銷活動，組織了農業旅遊示範點評定以及一係列鄉村旅遊標準的製定與實施。國家農業部通過國家旅遊局還聯合推進鄉村旅遊的“百千萬工程”。鄉村旅遊在帶動農民脫貧致富，促進城鄉和諧上產生了重要影響。在北京一些“上訪村”變成了“民俗村”，農民實現了“零距離就業”，“足不出戶賺錢”。貴州上百萬人因為旅遊脫貧。我一直認為“農遊合一”是新農村建設的重要機製之一，旅遊對於農業就像“拱豬”中的草花10，具有加倍功能，一頭羊原本賣100元，做成烤全羊就賣500元。市場上一斤草莓賣8元，遊客采摘就賣60元。我這些年從事鄉村旅遊研究最大的欣慰是看到了大都市郊區的農民確實從旅遊中受益非淺。在鄉村旅遊發展中不可忘記是許多地方行政官員，江西婺源的鮑慶祥是鄉村旅遊的先知先覺者，1999年就慧眼看出旅遊將改變婺源，在經濟十分困難的條件下，力邀我們製定了婺源旅遊發展規劃，締造了“中國最美鄉村”的夢想，從而建立了中國鄉村旅遊的典範。河北淶水野山坡的王寶義以開發旅遊帶動農民脫貧致富而贏得“翻身不忘共產黨，致富不忘王寶義”的讚譽。貴州黔東南旅遊局的張遠卿在建設巴拉河鄉村旅遊示範區時為全世界鄉村旅遊扶貧與文化保護樹立了一麵旗幟。北京市旅遊局的安金明局長推動北京市鄉村旅遊升級的策略足以讓全國鄉村旅遊馬首是瞻。
在鄉村旅遊中我倡導“分”與“家”理念，分就要有差異，要有特色，要體現地格。“家”即把鄉村建設成市民的“第二個家”。在鄉村旅遊發展政府規製過程中，我們發現分級管理遠不如分類管理重要，在鄉村旅遊管理中，我們應該更重視特色，而非等級。2006年在昆士蘭大學做客座教授時，專程到黃金海岸的Griffith大學拜訪了生態旅遊與探險旅遊學家RalfBuckley，我詢問他有沒有必要建立國家級鄉村旅遊標準，他肯定地說，沒必要。“北京的鄉村旅遊沒文化！”是我對北京鄉村民俗旅遊的最深刻的批評。我一再警告切莫讓新農村建設成為鄉村遺產的粉碎機。由於遊客經常以貌取人，我一直認為鄉村建築景觀特色的塑造是鄉村旅遊發展的首要位置。
升級成為了當前鄉村旅遊發展的主題。當中國越來越多的“小資”、“BoBo”與“樂活族（LOHAS:LifestyleofHealthyandSustainability）”時，傳統的農家樂已經無法滿足現代休閑族的需求了。為此，在學習成都“五朵金花”（幸福梅林、花香農居、江家菜地、東籬菊園、荷塘月色）的基礎上，我們一直致力於推動北京的民俗遊開始向國際驛站、民族情園、采摘籬園、鄉村酒店、養生山莊、山水人家、休閑農莊、生態漁村八大新興業態升級。目前全國的鄉村旅遊正經曆從“農家”升級為“莊園”的升級過程，作為農家階段，鄉村旅遊成功的關鍵是家有“阿慶嫂”，而莊園階段，成功需要現代經理人。我認為文化升級、生態升級與科技升級是鄉村旅遊升級的三大方向。在鄉村旅遊產業升級中，土地製度、外來投資、社區受益問題成為新的難題。
五、國際化與本土化
國際化（Internationalization）與本土化（Localization）就是頂天與立地問題，在當今學術界兩派非常明顯，一批人是鸚鵡學舌式的國際化，在國際上發表了很多論文，但沒有自己的思想，甚至僅僅停留在為西方學者提供數據，缺乏主權意識；另一些人卻無法了解國際旅遊學術前沿理論，總是在低層次重複，缺乏新方法與新視角，對旅遊本質的認識十分膚淺。堅持國際化與產學研一體化兩條腿走路是實現國際化與本土化相結合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