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自由全麵發展是毛澤東人學思想的核心點和歸宿。在毛澤東的視野中，人的自由是人對客觀必然性的認識和對客觀世界的改造；而人的發展則是人的本質力量的確證，是人的自由的真正實現。隨著社會曆史的發展，人類將逐步走向自由、全麵發展的新階段。
一人的自由
（一）盲目必然性是自由的祖宗
人的自由與人的解放是同等程度的概念。因此，從根本上說，人的自由就是人通過自己的實踐活動，將自己從自然、社會及人自身的盲目必然性的束縛下中解放出來，成為自然和社會的主人，成為人自身的主人。毛澤東認為，人的自由不可能自外於必然而存在。毛澤東指出：“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這是因為人類對客觀物質世界、人類社會、人類本身（即人的身體）都是永遠認識不完全的。”（《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46頁。）按照毛澤東的觀點，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在很大程度上應該說，人仍然是自然、社會及其規律的奴隸，人自身亦處於盲目的自我狀態。克服必然，獲得自由，是實現人的發展的關鍵所在。
首先，人從盲目自然力的束縛下解放出來，實現對自然必然性的把握，在自然界獲得自由，成為自然的主人。“人猿相揖別”，人對自然必然性的把握越來越深入，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不斷提高，人不斷地從自然必然性中獲得解放。這一解放的標誌就是生產力的發展。生產力是人類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從原始生產力到現代生產力的發展，人類征服自然的能力有了巨大發展，人從盲目自然力束縛下解放出來的程度也越來越高。在這一過程中，人以自己的創造性勞動，將自己從一般自然物中提升出來，確定了自身對於自然界的主體地位，發展了創造能力，改變了自然界，更提高了自身價值。
但是，人類發展到今天，尚沒有完全擺脫自然界的束縛，人還沒有完全把握自然界的奧秘和規律。許多災害性的自然現象人類至今無法控製；人類對於自己在改造、征服自然的同時，自然界反過來報複我們的狀況亦無法擺脫，如此等等。人類在對自己生存於其中的自然必然性尚未完全把握之前，是談不上人的主體地位的真正實現和人的自由真正獲得的。馬克思恩格斯指出：“隻有在實現的世界中並使用現實的手段才能實現真正解放。沒有蒸汽機和珍妮走錠精紡機就不能消滅奴隸製；沒有改良的農業就不能消滅農奴製。當人們還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質和量兩方麵得到充分供應的時候，人們就根本不能獲得解放。‘解放’是一種曆史活動，而不是思想活動，‘解放’是由曆史的關係，是由工業狀況、商業狀況、農業狀況、交往關係的狀況促成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43頁。）因此，不斷解決人同自然的矛盾，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使人在自然界獲得真正的自由，成為自然界的主人，是人的發展的基本前提。
其次，人從自己創造的社會關係的束縛下解放出來，實現對於社會必然性的把握，成為社會的主人。人類社會從原始社會進入階級社會以後，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就從來沒有停止過。原始社會，以血緣為紐帶的固定地方的有限交往，原始的部落集體主義生活，表明人們剛剛建起來的原始簡單的社會關係尚不是人們自覺把握自己命運的社會。進入階級社會後，從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廣大勞動者處於被壓迫、被剝削、被奴役的狀態下，整個社會不是全體成員當家作主，人們自己創造的社會關係，反過來成了一種異己的力量，控製和支配著大多數人。在這一階段中，經過勞動人民的奮鬥，社會在不斷地由專製走向民主，從盲目走向自覺，人對於為了自己生存和發展而創造的各種社會關係的把握能力越來越提高，社會日益成為屬人的社會，非人的現象逐步消失。隨著私有製被公有製所代替，社會主義製度的建立，人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從自己與社會的結合中獲得真正的自由和發展，成為社會的主人。
其三，人在對自然和社會必然性把握的基礎上，實現對人自身的正確把握，成為人自身的主人。人對自身必然性的把握就是使自己成為懂得自己本性、了解自身價值、把握自己命運的自覺的人。
（二）世界上隻有具體的自由
“世界上隻有具體的自由”，“沒有抽象的自由”。（《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1頁。）這是毛澤東自由觀的重要之點。毛澤東“具體自由”觀，既闡明了自由的具體社會曆史條件，也內含了人的自由是與人的具體生活自由、政治自由、思想自由等等相依存的。
“我隻有到家鄉才自由。”提到毛澤東的自由觀，人們大概會記得1959年6月毛澤東回到韶山後同韶山公社黨委書記毛繼生和韶山大隊黨支部書記毛華鬆講的那一段話：“你們都是當權派，你們比我好，你們自由我不自由，我隻有回到家鄉才自由。”
毛澤東的自由言談當然有其幽默成分在裏邊，但他講的自由除了表麵上涉及的一般生活自由外，也內含了擺脫束縛，爭取自由的意義在其中。毛澤東戲說他不自由，首先是因為他作為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由於安全的原因，他的行動常受到許多限製，他所到之處都事先要經過由公安部門到基層保衛組織的層層清理，所接見的人員都要事先經過考察、調查；以至於到後來為了安全連飛機也不準他坐了。這種做法同毛澤東所喜歡的那種無拘無束、自由自在的生活習慣是格格不入的。
毛澤東崇尚的是一種無拘無束的個人生活。年輕之時，他可以和同學身無分文地步行千裏，走遍長沙、寧鄉、益陽、安化、沅江的農村。遇到機關、學校、商店、廟宇等，他就寫幾幅對聯送去，換幾個錢作路費；遇到農家就和農民一起勞動，拉家常；找不到食宿處，他們就露宿野外，吃野果充饑。在中學讀書，他的儉樸，不修邊幅是出了名的，學校發的一套校服，穿得破了洞褪了色也不扔掉；一件布長袍一年四季都在身上，同學們說是“土地袍子”。進入革命戰爭年代以後，他的這種習慣同樣沒有改變。在井岡山，他帶頭打草鞋，吃野菜；在長征途中，他和戰士們一起煮皮帶湯，吃羊下水。全國解放後，他一個人吃飯，不是書房，就是臥室；吃的是粗茶淡飯，十分隨便。幾個芋頭，一盤莧菜，一碗麥片粥就可以抵一頓飯，最奢侈的也不過是吃頓紅燒肉。他穿的衣服也要求寬鬆適體。與人交往特別是與黨內同誌交往，基本上是威嚴而不拘禮節，不掩飾好惡，不講違心話。他有在床上批閱文件和看書的習慣，有時就是黨、國家、政府和軍隊的主要領導來請示彙報工作，他也並不起身，繼續批閱文件；有時聽了幾句彙報，才做個手勢，“坐下，坐下說”。如果，他是坐在沙發上，黨內同誌來了，他也基本上不站起身來迎接，做個手勢讓坐，坐下有什麼就說什麼。正是因為毛澤東追求的是這種無拘無束的自由生活方式，因此，他到韶山前，就特別對公安部長羅瑞卿講了幾個要求：一是不要派部隊去韶山，特別是不要派公安人員去；二是給我行動自由；三是我要廣泛地接見群眾。這樣，毛澤東到韶山後才發了那些關於自由的議論，其中所內含的擺脫束縛，獲得自由的深意，應該也是“題中應有之義”。
毛澤東把自由看作具體的、曆史的、神聖的。他從政治自由、思想文化自由等方麵多視角地闡發了他的具體自由觀。政治自由是毛澤東追求的人的自由之一。政治自由是指人在社會關係中受到保障或得到認可的、按照自己的意誌活動的權利。它有民族國家的自由、階級的自由和個人的自由等等。毛澤東終生都在為實現這種自由而奮鬥。20世紀上半葉，他領導中國共產黨人和全中國人民，經過二十八年的艱苦奮鬥，終於推翻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中國人民從此獲得了自由，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在毛澤東視野中，政治自由具有兩個顯著的特點：
首先，政治自由是曆史的具體的。“世界上隻有具體的自由，具體的民主，沒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7頁。）在不同的曆史時期或不同的社會環境中，自由的內容是各不相同的。在遠古的蒙昧時代，最初的從動物界分離出來的人，在一切本質方麵和動物本身一樣不自由。因此，在這一時期，人還談不上政治自由。真正的政治自由是從階級社會產生的。在奴隸社會，對奴隸主和自由民來說，他們具有一定的政治自由；但是對於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奴隸來說，他們隻不過是會說話的工具而已，毫無政治自由可言。在封建社會裏，農民較奴隸有了一定的人身自由，但是由於他們在經濟上缺少土地，在人身方麵仍然依附於地主。在舊中國，農民還要受封建的政權、族權、神權的束縛。在資本主義社會，由於生產資料的私有製，當工人受雇於資本家之後，實際上便喪失了人身自由。因此，馬克思指出：先生們，不要用自由這個字眼來欺騙自己吧！這是誰的自由呢？這不是每個人在對待別人關係上的自由，這是資本家榨取工人最後膏脂的自由。毛澤東也指出：自由“是在曆史上發生和發展的”（《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8頁。），“在階級鬥爭的社會裏，有了剝削階級剝削勞動人民的自由，就沒有勞動人民不受剝削的自由”（《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7頁。）。在社會主義社會，由於建立的生產資料公有製，人與人之間實現了完全平等，政治自由具有了嶄新的內容，人民才享有高度的真正的民主和自由。
其次，自由是相對而言的，世界上不存在任何不受限製的自由。政治自由總是在一定的社會環境下的自由。由於生產力水平不同，文化傳統等的不同，即使在同一製度下，人們享有的自由也是不同的，他們的自由也要受到一定的限製。因此，毛澤東指出：“民主自由都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8頁。）
思想文化領域的自由是人的自由的又一重要內容。毛澤東以“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繁榮思想文化、發展科學技術的“雙百”方針，擴展和深化了他的自由觀。
“藝術上不同的形式和風格可以自由發展，科學上不同的學派可以自由爭論”，這是毛澤東對“雙百”方針主要內容的表述。早在“雙百”方針提出之前，曾經有一位到中國講學的蘇聯學者向中國陪同人員談他對《新民主主義論》的看法時，表示不同意毛澤東在這部著作中關於孫中山世界觀的論點。對此，有人向毛澤東彙報，並主張將此事告訴蘇聯駐中國大使尤金。毛澤東在1956年2月19日給劉少奇、陳雲、彭真、鄧小平、陸定一寫信，說：“我認為這種自由談論，不應當去禁止。這是對學術思想的不同意見，什麼人都可以談論，無所謂損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談此事。如果國內對此類學術問題和任何領導人有不同意見，也不應加以禁止。如果企圖禁止，那是完全錯誤的。”（《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10頁。）正是由於有了這樣的認識，不久，毛澤東便將他在1951年為中國戲曲研究的題詞“百花齊放，推陳出新”與1953年為中國曆史問題研究而提出的“百家爭鳴”的基礎上，將二者結合起來，正式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他主張，藝術上的不同形式，可以自由發展，科學上的不同意見可以自由爭論，任何人企圖阻止都會有害於科學和藝術的發展。這一方針的提出，對我國思想文化領域的健康發展起了重大推進作用，它確實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一大創造。
“雙百”方針提出以後不久，1957年3月，在黨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有人提出在黨校裏不允許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爭鳴的觀點。毛澤東指出：“似乎不很對，何必怕爭鳴呢？”當有人提出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不允許懷疑時，毛澤東指出：“不許懷疑嗎？”當有人提出對於黨的政策是否允許爭論時，毛澤東同樣指出：“為什麼不允許爭論呢？”這說明，毛澤東的思想文化自由思想是徹底的。但是，在實踐中，我們將“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隻當作是人民內部的自由爭鳴，因而主張隻有屬於人民的人才有自由爭鳴的權利，其他的人沒有這種自由爭鳴的權利。毛澤東明確指出：“我們講的是社會主義範圍的、人民內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反革命不在內。”（《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78頁。）在毛澤東的晚年，階級鬥爭擴大化，極左路線盛行，“百花齊放”成了一花獨放；“百家爭鳴”成了一家獨鳴，“雙百”方針的實際實施走上了曲折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