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漢書·陳寔傳》中有一段記載：有一次，一個小偷潛人陳寔家，藏在房梁上，想等到夜深人靜，陳寔家的人都睡熟後，行竊。陳寔發現小偷後，沒有大喊捉賊，而是起床穿好衣服，把兒孫們叫醒，召集到一起，嚴肅地說：“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成性，遂至於此。梁上君子者是矣。”小偷大吃一驚，從梁上跳下來，向陳寔謝罪。陳寔很和氣地勸說他：“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克己反善。然此當由貧困。”並讓家人送給他兩匹絹。此後，縣中盜竊絕跡。後來的“梁上君子”這一成語即出自於此。
毛澤東對此批注道：“人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改造的。”
毛澤東的這一批注，充分肯定了陳寔對小偷偷竊行為的認識和分析，以及他對小偷的教育和鼓勵。千百年來，“梁上君子”隻是用作竊賊的名詞，而毛澤東卻能用辯證的觀點來看待這一問題，把它提高到了對人改造的認識高度。由此可見毛澤東讀史的真知灼見。
四、《舊唐書》比《新唐書》寫得好
毛澤東喜歡讀《舊唐書》，認為《舊唐書》比《新唐書》寫得好。他在讀《舊唐書》時，很注意從紛繁的曆史事件中總結唐朝的興衰成敗，用簡潔的批注表達對各類不同的曆史人物的褒貶。
【簡介】
《舊唐書》共200卷，後晉趙瑩、劉響、張昭遠等撰。
後晉是五代十國時期中原地區出現的第三個王朝。五代十國時期是中國曆史上的分裂割據時期，盡管政局混亂，但由於當時距唐朝滅亡不久，加上各政權的吏官製度也比較健全，因而早在後晉之前，後梁、後唐二朝就曾有過編修唐史的計劃。天福六年（941年）二月，後晉高祖石敬瑭下詔編修唐史，說：“有唐遠自高祖，下暨明宗，紀、傳未分，書、誌成闕。今耳目相接，尚可詢求。若歲月寖深，何由尋訪？宜令戶部侍郎張昭遠、起居郎賈緯、秘書少監趙熙、史部郎中鄭受益、左司馬員外郎李為光等，修撰唐史，仍令宰臣趙瑩監修。”不久，呂琦、尹拙、王伸、崔棁、李鬆等人也參加了編修工作。後晉出帝石重貴開運元年（944年）八月，因趙瑩被罷免了宰相職務，新宰相劉晌又接替他擔任了監修。到第二年的六月，經過4年多的編撰，這部唐史便修成了。
這部唐史原稱《李氏書》，紀、誌、列傳共有220卷，共有目錄1卷，後改稱《唐書》。後人為了與北宋歐陽修、宋祁等人所編撰的《新唐書》相區別，又將其稱為《舊唐書》。在《舊唐書》修成的第二年，後晉王朝便被契丹攻滅了。
在《舊唐書》的編撰過程中，趙瑩在前朝擔任監修時，在人才選拔，人員組織、體例製定、史料征集等方麵，曾做過不少的工作。而劉晌擔任監修還不到一年，隻是掛名而已，並沒有做多少具體的工作。在具體負責編撰的人員中，出力最多的實際撰寫人則是張昭遠、趙熙、呂琦等人。
後晉政府組織人力編修《舊唐書》時，距唐朝滅亡的時間僅有30多年，因而當時還能搜集到大量的唐朝現成的國史和實錄之類的史料。唐朝現成的國史主要有吳兢的《唐書》80卷、韋述的《續唐書》113卷、柳芳的《續唐書》130卷和《唐曆》40篇，蔣偕的《續唐曆》20卷、於休烈的《續唐書》106卷、陸長源的《唐春秋》60卷等。唐朝現成的實錄主要有溫大雅的《唐創業起居注》5卷以及敬播、許敬宗、韋述、魏元忠、吳兢等人所撰寫的高祖、太宗、高宗、則天後、中宗、睿宗、玄宗、肅宗、代宗、德宗、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的實錄等。總起來看，唐朝現成的國史和實錄唐武宗以前較多，而唐宣宗、唐懿宗、唐僖宗、唐昭宗、唐哀帝五朝卻是空白。這種唐代史料前詳後略的不平衡狀況自然也就對《舊唐書》的結構造成了很大的影響。因而《舊唐書》在記述唐太祖到唐代宗時期的曆史時，敘事很有條理，史料也很充實；在記述唐德宗至武宗時期的曆史時，雖然史料要欠缺一些，但敘事也比較簡潔；在記述唐宣宗到唐亡的曆史時，則有不少疏漏和謬誤，文字也不足觀。另外，由於《舊唐書》多用唐朝現成的國史和實錄，因而本紀部分因直接采用實錄而顯得比重較大，宣宗以前的列傳部分也大多采用國史的原文。這種編撰方法固然有缺點，但卻能保存原始材料的真實性。
《舊唐書》的本紀和列傳中保存了不少重要的史料。如《武宗、宣宗紀》中僅記載吳湘獄案就有1000餘字，《懿宗、僖宗紀》中紀載了成通八年（867年）延資庫的詳細帳目。清人趙翼對《舊唐書》本紀部分所記的史事之詳也頗感驚異。他在《廿二史劄記》中指出：“此書如龐勳之亂、黃巢之亂，李茂貞、王行瑜等之遷劫，朱溫之篡弑，即於本紀詳之，不待翻閱各傳，已一覽嘹如。”再如，《呂才傳》中記載了呂才抨擊宅經、祿命、葬書的文章，《盧藏用傳》中記載了盧藏用的《析滯論》一文，《李百藥傳》中收錄了李百藥的《封建論》一文等等。《舊唐書》的各誌，除《曆誌》和《經籍誌》因史料缺乏而隻記述到唐玄宗時期外，其餘諸誌，如《禮儀誌》、《職官誌》、《刑法誌》、《食貨誌》等，盡管略為簡略，但卻大體較為清楚地記敘了唐代近300年的典章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