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是西漢中期夏陽（今陝西韓城南芝川鎮）人司馬遷所著，他的生卒年月與漢武帝相始終。他的著作按《太史公自序》應名為《太史公書》。早期學術界亦稱之為“太史公記”、“太史公”，因為“太史令”一職是其祖傳世業，“太史令”在漢代通稱“太史公”。“史記”原本為古代史書的通稱。東漢末年學者著述中，已稱《太史公書》為《史記》。三國時期，“史記”已成為司馬遷之書的專名。
《史記》這部非凡的史學傑作，我們能夠得以鑒賞，實乃是司馬遷用生命與人格的代價換來的。就在《史記》完成近一半時，司馬遷因李陵事件下獄，蒙受奇恥大辱。此案近因乃李陵，實是惹怒了人主，誠如《西京雜記》雲：“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之過，帝怒而削去之，後坐舉李陵降匈奴，下遷蠶室。”三年後，被赦出獄，任中書令，成為皇帝身邊的秘書，看似榮耀，但這一官職隻有宦官才能充任，實是大恥。在生死去留之際，支撐他完成父親遺命的是：被囚禁演《周易》的西伯：困厄不遇，終以《春秋》傳世的孔子；屢遭放逐，遂有《離騷》的屈原；雙目失明，競有《國語》的左丘；等等。從此，他雖是一個“刑餘之人”，終完成“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不朽事業。一生耿直，從不阿諛的司馬遷在完成了《史記》後，仍不能得到寬恕，終究還是被人主以“有怨言”，下獄死。盡管人主有生殺欲奪之權，但由司馬遷這些以祖傳世業為業的史官的遺風裏，已播下了“不虛美”、“不隱惡”的種子。
正是這樣，《史記》對漢以後史學的影響至為深遠。古今學者對它推崇備至，南宋大學問家鄭樵在《通誌·總序》中推譽《史記》說：“六經之後，唯有此作。”清代著名學者章學誠在《文史通義·申鄭》中說：“史遷絕學，《春秋》之後，一人而已。”
魯迅先生的評價再精辟不過了，在《漢代文學史綱要》中認為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史記》的記事，上起軒轅，下至武帝太初年間，曆時3000年左右，是一部紀傳體通史。全書包括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五大部分，共計一百三十篇（卷），526500字。《史記》最前麵的是本紀，下麵依次為表、書、世家、列傳。
《史記》的五個組成部分不是毫無聯係的，而是有機地構成一個整體。全書的中心是本紀，世家、列傳的取舍均與本紀有內在的聯係。立足本紀去閱讀世家、列傳，便會把握整個的曆史背景；而配合世家、列傳去閱讀本紀，才會對本紀增加許多生動具體的認識。本紀、世家、列傳基本以人物為主要線索。書則不同，它以社會的方方麵麵為主題，詳述製度的興替沿革。幾個部分組合起來，就構成了係統、完整的曆史畫麵。在《史記》的五個部分中，本紀與列傳所占篇幅最多，是書中的主體，因此，人們把《史記》的體裁稱為“紀傳體”。這是司馬遷在曆史編纂學上的創舉。從此以後，曆代史學家沿其規製。
《史記》作為一部前無古人的曆史巨著在思想上的成就，首先表現在司馬遷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殷周時代，宗教神學統治著思想界，那時候雖然有過對宗教神學的懷疑和否定，但都顯得非常微弱，無法動搖基礎堅固的宗教神學。宗教神學的中心話題是把帝王擁有的一切解釋為上天所賜，天道不變，王權永恒。任何一個帝王都接受和維護這一理論。一直到漢武帝時代，董仲舒仍大張旗鼓地倡導天人感應神學論。司馬遷是一位腳踏實地的史學家，由於受前人唯物主義思想的啟迪，曆史事變展示的客觀規律的影響，司馬遷回答天人關係時有了新思維、新觀點。他在記述許多人物和事變時，割斷了天與人的宗教聯係，從社會關係中去探索人事、政事、國事的興衰成敗。同時，把對自然現像的科學探索和陰陽五行學說中的迷信色彩加以分別，承認自然現像的真實性，否定陰陽五行學說中的虛妄。這些認識，在今天看來，算不了什麼。但在那時，卻是站在思想界的巔峰。當然，也不必諱言，司馬遷對天人關係的理解也並沒有完全從宗教神學中擺脫出來。在《史記》中，有時司馬遷從宗教神學圈子中走了出來，有時又回到宗教神學的圈子裏徘徊，這反映了司馬遷思想深處的時代烙印。
其次，該巨著表現了他進步的曆史觀。司馬遷曆史觀的進步性，是我國古代曆史學家中少有的。他重視經濟的作用，重視經濟發展狀況對國家興衰、對曆史事件的決定作用，這是先秦儒家學派不重視、不研究的問題。司馬遷寫《平準書》，寫《貨殖列傳》，第一次把經濟問題載入了百科全書。更為難能可貴的是，在對待嚴重的社會貧富問題上，司馬遷和當時一般人的看法很不同。他並不認為，人民貧窮的根源在於商人的“積貨逐利”和商業發達的結果。他很了解，“勢利”是統治階級追逐得很厲害的東西，可是他們往往隻許自己無窮盡地追求“勢利”，占有“勢利”，卻不準人民“富厚”，並鼓吹人民應該安分守己，甘心貧窮。司馬遷曾因“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而慘遭“腐刑”，從自己的慘痛遭遇裏，他認識了漢代統治者的殘暴和虛偽的麵目，更深地體會到人民如果不能設法自富，就永遠擺脫不了貧窮的命運。因此他提出“羞貧窮”的看法，他痛斥那些“無岩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的人，說他們幫助統治階級在思想上欺騙和控製人民，而自己卻以“長貧賤，好語仁義”的虛偽行為去求取功名和“富厚”，這真是可恥極了。司馬遷獲罪皆因其語大弊傷道，不過，其語足以警醒世人。眾所周知，他同樣重視人民群眾的力量，尤其是對陳涉那種首創精神的高度評價，表現了其非凡眼光。他反對民族壓迫，主張民族和睦，主張各民族平等，這裏所表現的民族觀點的進步性實在超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