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社會商業氣氛漸濃，泛政治化的社會氛圍已經減退，“政治至上論”已經成為曆史。以現實政治功利性為核心的單一政治教化功能的文學價值理解已為大多數作家所不取，對文學價值功能的多元化理解和多種多樣文學流派的興盛是聯結在一起的。以教化功能為核心的文學依然存在，配合現實的作品仍然有之，但它們已經不是主流，而僅僅是文學大潮中的一股溪流而已。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文學的消遣性、娛樂性、宣泄性功能被凸現了，這與和平建設時期的經濟繁榮所帶來的大眾享樂欲望的增長是一致的，而和過去戰爭時期文學中帶有清教徒色彩的禁欲主義則迥然有別。真正為大眾喜愛的文學作品日漸增多，王蒙、蘇童、池莉、方方、賈平凹、陳忠實等人的作品，其銷量都是十分可觀的，散文小品隨筆的興盛近年來也引人注目。我們講了多少年的文學大眾化，其實隻是自80年代市場經濟從孕育到確立以來，文學才走向了真正的大眾化。文學民主化的氣氛漸趨形成，過去現實主義卓然定於一尊的局麵已經全然改觀，它與當前名目繁多的先鋒文學、女性文學、新寫實主義、新體驗小說以及所謂世紀末文學等各種文學新潮自由競爭、平等發展，以自身的藝術質量而不是外在的行政力量爭取自己的位置，文學真正依靠自身的藝術規律而不是某種來自文學之外的力量來實現此消彼長，這是文學已經繁榮並將獲得進一步繁榮的根本保證。有人叫喊文學的“困境”、“危機”，這並不符合當前文學創作的實際狀況，而是更多地反映了部分習慣了舊體製的文學工作者在當前所產生的失落心態。
第三，整個社會的文學心態趨於正常。在過去計劃經濟模式投影下的文學創作與理論批評，總是帶有更多的非個性化、非個人化色彩，而往往是代表著某個階級與集團，或是某種行政力量，更多的是以其喉舌或象征的身份出現的，這難免造成作家獨立性和藝術個性的缺乏，往往被磨光和拉平，融入整個社會巨大的文學標準化工程中去了。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文學創作與理論批評更多地向著個性化與個人化的方向運動，這和市場經濟喚醒和強化人的主體意識的走向是一致的，這裏所說的主體不是指集體主體，而是指個體主體，池莉把寫作稱之為“首先是一種個人生活方式”（參閱《文學評論》1994年第5期池莉的寫作自述），這可以說是比較典型地體現了當前特別是年輕一代作家與理論批評家的思維模式與寫作方向。作家和批評家現在大多已經不是、也不屑於作某種來自文學之外的力量的象征和代言人，而更多地是以自己獨立的身份發表個人的思考、感受和意見，呈現出更為強烈鮮明的精神個體性特征，使文學的色彩比我們過去的任何時候都更為豐富駁雜。同時，正是由於文學創作與理論批評都不是以某種文學之外的力量為支撐，而是具有寫作者更為純粹的個人色彩，因而文學生活更趨民主化。對批評家的意見，作家們可以傾聽，可以反駁，也可以不予理睬，而不是再視之為某種淩駕於文學之上的東西。就批評自身而言，過去一度廣泛流行的那種粗暴的、具有獨斷文體特征的東西也早已為大多數批評家所拋棄。從文學作品與讀者的關係來看，讀者的主體意識也已經確定，他們再也不是過去文學生產模式中的那種消極地接受教育、耳提麵命的被動接受者，甚至也不僅僅是麵對文學作品時隻能在接受與拒絕之間徘徊的消極選擇者，而是通過文學市場中介向作家提供了行之有效的生產導向與調節手段，作家、批評家、讀者在當前文學轉型中都獲得了自己的主體性，三方之間的平等對話與交流、共同進行文學建構的活動真正得以展開，從而使整個社會的文學得以活躍和繁榮起來。
談論文學危機顯然言過其實，即使僅僅是談論嚴肅文學或純文學的危機也同樣是不確切的。一些人恐怕不容易適應這樣的觀念：即當前根本不存在所謂的危機，而僅僅是過去我們所習慣了的那種穩定的文學生產模式，已經成為一種思維定勢遮蔽了一些人的眼睛，使他們意識不到過去那種文學生產模式可能是特殊的和非常態的（從迄今我們所了解的中外文學史來看也確乎如此），而目前的文學狀況則極有可能才是文學生產與文學生活的常態。的確，文學現在不像以前那樣受到重視，失去了轟動效應，讀者們不必再排著長隊去購買一本小說，也不會為一部電影或一出戲而街談巷議、奔走相告。這是當前文學價值、文學生活的多元化所決定的，現在出版的新的文學作品，數量比那時要多得多，讀者的選擇麵也要大得多，一部作品自然難以引起那麼大的轟動。因此，這其實根本不是一些人所臆想的那樣“藝術脫離了人民，人民疏遠了藝術”或是“人文精神失落”雲雲，恰恰相反，這樣的文學態勢很好。這說明現在文學閱讀中的新聞性、政治性、社會性等非文學因素已經大大減少，讀者真正把文學視為文學文本而不是政治文本或別的什麼文本來閱讀。文學從過去那種膚淺的政治政策層麵到現在向人的生存層麵的掘進，從過去單純的時代精神傳聲筒到現在作家的獨特體驗和獨立思考的改變，這是文學中人文精神的前所未有的深化。這是中國當代文學史的一大進步。文學離開了過去那種似乎可以君臨一切的虛幻中心而回到了自己應有的邊緣位置。這種虛幻的中心曾經給文學帶來了異乎尋常的榮光，也招致了狂風暴雨的襲擊，它事實上並不存在並且我們也不應當留戀。現在文學寫作與閱讀盡管不可避免地滲入了商業性甚至市儈性因素；但較之過去，它顯然更多地成為一種文學行為，文學伴隨著整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正在逐步實現自己的準確定位。
對目前文學態勢，人們毀譽參半，褒貶不一。我倒是認為，當前文學狀況從總體上看是很好的，它是文學自身發展與公眾自己選擇的結果。不要拿過去畸形的文學模式來硬套今天的一切，不要搞先驗設計，不要搞文學“計劃”，理論的設計不能代替現實的選擇，現實的選擇比理論的設計更有力量。
（《學習與探索》199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