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公認的曆史事實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理論曾長期受到俄蘇文學理論的深刻影響。回顧現代中國文藝思潮史，不難發現這樣一個曆史事實———普列漢諾夫在現當代中國文學理論中的巨大身影。但是，現在的人們往往一提到俄蘇文學理論就是“別、車、杜”（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羅留波夫），而普列漢諾夫則被遮蔽了。普列漢諾夫究竟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理論產生過哪些影響？為什麼後來又會被遮蔽？這些都是我們繞不開的和耐人尋味的重要理論課題。
一
作為哺育了俄國整整一代馬克思主義者的普列漢諾夫，在俄國文學思想史上的影響是深刻而巨大的。普列漢諾夫曾經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史上享有特殊地位，因為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是否存在著美學和文藝方麵的遺產，長期以來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吳元邁揭示了當時一些鮮為人知的曆史事實：
第二國際的一些領導人和理論家不僅對馬克思恩格斯的美學與文藝思想的劃時代意義估計不足，而且根本不承認有這份遺產的存在。1910年，考茨基寫的《自然和社會中的繁殖和發展》一書（其中有一章叫《藝術和自然》），其目的就是要“填補馬克思在美學中留下的空白”……
直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末，那種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文藝現象隻有個別論述並無體係性可言的流行觀點，幾乎還是占了上風……二十年代蘇聯理論界普遍認為，馬克思主義美學和文藝理論的最大權威，是普列漢諾夫。當時主管文教和文藝工作的文藝理論家和批評家盧那察爾斯基曾經寫道：“可以毫不誇大地說，正是普列漢諾夫奠定了馬克思主義藝術學的基礎。”[1]
實際上，盧那察爾斯基本人就是普列漢諾夫的一個重要追隨者。在20世紀20年代的蘇聯，學術界普遍認為，在普列漢諾夫之前，不存在馬克思主義美學和文藝理論。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羅留波夫當然是重要的美學和文藝理論家，但是沒有進入馬克思主義美學和文藝理論的這個行列，因此，在同時代人眼中，他們的意義和作用與普列漢諾夫是迥然不同的。有學者指出：
普列漢諾夫曾經造就了一代俄國馬克思主義的美學家和文藝理論家。包括盧那察爾斯基和弗裏契等蘇聯早期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都受到過普列漢諾夫美學思想的直接影響，他們甚至把普列漢諾夫尊為自己的導師。瓦勒夫鬆認為，當時世界上的許多著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差不多都是從普列漢諾夫那裏出來的。[2]
蘇聯著名文藝理論家弗裏契就以普列漢諾夫的學生自居，力圖在研究普列漢諾夫的文藝思想的基礎上，構築一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體係，他的《藝術社會學》就是這個願望的具體實踐，弗裏契及其門徒被稱為“藝術社會學派”[3]。毫無疑問，普列漢諾夫曾經對前蘇聯乃至世界範圍內的馬克思主義美學和文藝理論產生過顯著影響，享有過顯赫地位。“俄國文學的潮流於1927年前後卷入中國”，“在1928—1929年不到兩年的時間裏，長長短短有超過100本的俄國文學作品，以狂熱的速度湧進中國圖書市場”[4]，中國掀起了學習俄國文學的狂潮，由於普列漢諾夫在俄國的這種特殊地位，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中國以左聯為中心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中，作為思想理論武器，普列漢諾夫的文藝思想產生了關鍵性的影響。
其實早在20年代初，《晨報》副刊和《新青年》就將普列漢諾夫的著述譯介到中國。任國楨率先將普列漢諾夫文藝思想介紹到中國，他翻譯了瓦勒夫鬆的《浦力汗諾夫與藝術問題》，收入他譯的《蘇俄的文藝論戰》一書，於1925年出版。20年代末期和30年代初期，中國革命文學運動仍然處於幼稚的階段，急需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指導，蘇俄文藝思想與作家作品，對我們具有示範性意義。翻譯介紹蘇俄理論著作和文藝作品，加以橫向移植，構成了中國革命文學運動的起點。
我國翻譯過來的第一部普列漢諾夫的美學著作是由林伯翻譯的《藝術論》，包括三封沒有地址的信“論藝術”、“論原始民族的藝術”和“再論原始民族的藝術”，於1929年出版。很快，魯迅據外村史郎的日譯本作了重譯，並產生了廣泛影響，魯迅重新翻譯的《藝術論》包括普列漢諾夫的四篇論文：《論藝術》、《論原始民族的藝術》、《再論原始民族的藝術》和《論文集〈二十年間〉第三版序》，1930年 7月上海光華書局出版，為《科學的藝術論叢書》之一。
魯迅為譯本所寫序言最初發表於1930年6月1日《新地月刊》（即《萌芽月刊》第一卷第六期），後編入《二心集》。魯迅在為普列漢諾夫《二十年間》第三版序言所寫的“譯後附記”中，高度讚譽普列漢諾夫，明確指出普列漢諾夫的著作“稱為科學底社會主義的寶庫，無論為仇為友，讀者很多。在治文藝的人尤當注意的，是他又是用馬克斯主義的鋤鍬，掘通了文藝領域的第一個”，“內容卻充實而明白”，“都是簡明切要，尤合於介紹給現在的中國的。”[5]
馮雪峰於1929年翻譯並發表了普列漢諾夫的文藝理論名著《藝術與社會生活》和《從社會學觀點論十八世紀法國戲劇文學和法國繪畫》，在後一篇文章中，普列漢諾夫集中論述了文藝與階級鬥爭的問題，強調了文藝的階級屬性，《藝術與社會生活》的譯本曾多次再版。1932年，瞿秋白翻譯了普列漢諾夫的《易卜生的成功》、《別林斯基的百周年紀念》、《唯物史觀的藝術論》等論文。
胡秋原於1930年撰寫了長篇論著《唯物史觀藝術論———樸列漢諾夫藝術理論之研究》，於1932年出版，認為普列漢諾夫是“以馬克思哲學社會學方法深耕藝術領域的第一人”，是“最高的燈塔與導師”。弗裏契的《歐洲文藝發展史》和《藝術社會學》，在中國不止一個人翻譯過。在馮雪峰筆下，弗裏契是“優秀的馬克思主義藝術學者”，在劉呐鷗筆下，弗裏契的《藝術社會學》“學術上的價值，不用說，是紀念碑性的”，在胡秋原筆下，“無論在蘇俄，在世界，在藝術社會學的研究上，樸列漢諾夫（即普列漢諾夫———引者注）死後，當要以弗理采（即弗裏契———引者注）為第一人”[6]。
由於當時人們所能看到的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文藝論著極端匱乏，人們要想學習和掌握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不得不更多地求助於普列漢諾夫。通過普列漢諾夫文藝論著在中國的翻譯和傳播，以及通過弗裏契、盧那察爾斯基、魯迅、馮雪峰、瞿秋白等人的輻射，普列漢諾夫的文藝思想在20世紀的中國產生的影響，是深刻和廣泛的，這使普列漢諾夫成為中國左翼文藝運動最重要的思想理論資源。近年來，盡管普列漢諾夫不為盲目追逐西方學術潮流的國內學術界所關注，但是國內出版的一些學術著述中，還是逐漸公正地承認了普列漢諾夫在我國現代美學和文藝理論中的特殊地位與作用：
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初期，主要是介紹和傳播了普列漢諾夫和盧那察爾斯基關於馬克思主義文藝的理論著作[7]。
我國早期進步的革命文藝家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了解，也主要是通過普列漢諾夫而獲得的[8]。
從30年代開始，普列漢諾夫在蘇聯的地位發生了急劇變化。這主要有兩個原因，從政治方麵來看，十月革命後長期動蕩不安的蘇聯國內局勢逐漸好轉，蘇聯官方可以騰出手來整頓意識形態領域，而普列漢諾夫在曆史上曾經出現過政治問題，他不相信俄國無產階級的革命潛力，認為俄國還沒有成熟到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地步，所以在他看來十月革命為時過早，對十月革命持否定態度。因此這個時期，在蘇聯哲學界和文學藝術領域，廣泛開展了對“普列漢諾夫正統論”的批判，以米丁為代表的蘇聯官方學者，認為普列漢諾夫在哲學上是康德主義和費爾巴哈主義，在文藝觀點上則是階級觀點的不徹底性，在審美標準上宣揚超階級性，在藝術理論上則是生物學的觀點，普列漢諾夫甚至被說成是一個純粹的孟什維克文藝理論家。這些在今天看來是明顯帶有極左思潮痕跡的甚至是完全錯誤的觀點，以政治代替學術的方式，不適當地誇大了普列漢諾夫的錯誤，貶低了普列漢諾夫的成就。流風所及，甚至連弗裏契也作為普列漢諾夫的陪綁受到批判。
從學術自身的因素來看，馬克思和恩格斯一係列論文藝的手稿和書簡首次公開發表，是導致普列漢諾夫的學術地位急劇下降的一個重要原因。從1924年至1932年，馬克思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德意誌意識形態》，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曆史劇《濟金根》致拉薩爾的信，恩格斯致敏·考茨基和瑪·哈克奈斯的信，逐漸在蘇聯公諸於世，引起蘇聯學術界的廣泛關注，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這從根本上動搖了普列漢諾夫在馬克思主義文藝和美學理論中的正統地位，普列漢諾夫的美學和文藝理論資源對蘇聯官方已經喪失了曾經有過的重要意義。
作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他們的這些巨大的理論變動，不可能不對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產生直接的影響。中國也隨之對普列漢諾夫及其門徒進行了清算，就連瞿秋白這樣具有很高理論素養的馬克思主義者，在他撰寫的《文藝理論家的普列漢諾夫》一文中，雖然不同意將普列漢諾夫的成就一筆勾銷，但是他也強調普列漢諾夫“政治上的機會主義不會不影響到他的文藝理論”，並用較大篇幅批判了他所認為的普列漢諾夫的錯誤，諸如方法論上的機械論、藝術論上的客觀主義、審美觀念上康德的直覺主義等。
從30年代後期開始，我國對普列漢諾夫的翻譯介紹和研究逐漸沉寂下來。此後，在蘇聯和中國不僅沒有人再把普列漢諾夫置於馬克思和恩格斯之上，而且普列漢諾夫也逐漸被淡化乃至被遮蔽了。今天，當我們談論中國接受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或者俄蘇文論對中國的影響時，似乎普列漢諾夫從未存在過一樣，這當然不是尊重曆史的態度。普列漢諾夫對中國革命文藝的影響，從一開始如奔騰喧囂的江水，逐漸轉化為水麵下沉默然而堅韌的河床，盡管人們看不見水麵下河床的身影，但是河床依然為江水提供著堅實的支撐。
二
作家傳記批評是西方最古老的批評傳統之一，亞裏士多德高度重視悲劇的教育作用，提出了著名的“淨化說”（Kathar-sis），賀拉斯提出了著名的“寓教於樂”的觀點，19世紀，法國丹納從孟德斯鳩和黑格爾那裏得到啟發，在他的《英國文學史·序》和《藝術哲學》中，詳細提出並論證了著名的“種族、時代、環境”三要素說，把文藝社會學的框架具體化了，《藝術哲學》因此成為文藝社會學批評最著名的論著之一。俄國19世紀著名批評家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羅留波夫都是緊密聯係現實政治來從事文藝批評實踐活動，成為文藝社會學批評的重要代表人物。普列漢諾夫深入研究過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羅留波夫等人的著作，撰有《維·格·別林斯基的文學觀點》、《尼·加·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美學理論》、《杜勃羅留波夫和奧斯特洛夫斯基》等文，在《沒有地址的信》中多次提到丹納的論著，說明他對丹納的文藝思想也十分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