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舉起了投槍——魯迅參與的曆次論爭
陳漱渝
六十三年前，瞿秋白在他那篇著名的《
序言》中，曾把魯迅比喻為希臘神話中的萊謨斯——一位狼的乳汁喂養大的英雄。 這是一個確當並為魯迅本人所首肯的比喻，因為魯迅雖然出身於紳士階級，卻從中國勞苦大眾的母體上吮取著精神養分。他滌除了幾千年封建專製製度給中國傳統知識分子鑄就的奴才式的家畜性，而具備了反叛一切邪惡勢力的野獸性，最終成為了沒有絲毫奴顏媚骨、從頭到腳都是純鋼打造的民族英雄。 紳士階級的衛道士對於本階級的叛逆者是深惡痛絕的。魯迅清醒地意識到這一點。他說：“我其實是知識階級中最末的一個，而又是最頑強的。我沒有照著同階級的人們的意誌去做，反而時常向他們挑戰，所以舊的知識分子如此恨我。” 那些對魯迅作品淺嚐輒止的人們常有一種誤解，認為魯迅尖刻、好鬥，沒有包容慈善的胸懷。其實，魯迅待人是寬厚的，也很少無緣無故地罵人。倒是那些反對過魯迅的人們，對魯迅采用的手段是無所不用其極的。比如，在政治上給魯迅栽贓、扣帽子：說魯迅靠日本特務的津貼出書，或被金光燦燦的盧布收買，說魯迅是“封建餘孽”、“法西斯蒂”、“二重反革命”……在學術成就上對魯迅進行貶損：說魯迅小說隻有一兩篇可取，魯迅雜文嘁嘁嚓嚓，挑是撥非，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是剽竊之作，讀魯迅的譯文比讀天書還難，魯迅的文風是“流氓風格”……甚至還用汙言穢語對魯迅進行人身攻擊，說他“醉眼朦朧”“南腔北調”“滿口黃牙”……個別對魯迅恨之入骨的人，更以撤職、起訴、呈請通緝等方式對魯迅進行迫害。直至臨終前不久，魯迅還夢見有人埋伏在兩旁，準備在暗中對他進行偷襲。在世界文豪當中，像魯迅這種被攻擊得遍體鱗傷者，恐怕是絕無僅有。 麵對五花八門的攻擊，魯迅最初采取的態度往往是隱忍退讓——尤其是對青年，更默然甘受損失。直到退避到棺材裏還有戮屍之虞，他才奮起反擊。所以，魯迅論爭文字留存的“紙上聲”，其中自然不乏戰叫，但的確也夾雜著被咬噬之後的傷吟，恰如他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致曹聚仁信中所言：“曆來所身受之事，真是一言難盡，但我是總如野獸一樣，受了傷，就回頭鑽入草莽，舐掉血跡，至多也不過呻吟幾聲的……”然而，由於魯迅是一位終生荷戟、寐不卸甲的戰士，所以在他全部遺著中，最閃光的也正是他那些“駁難攻訐，至於忿詈”的論爭文字。這恰如他對章太炎先生遺著的評價：“戰鬥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業績。”（《且介亭雜文末編·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 眾所周知，最早為魯迅贏得文壇聲譽的是他的小說，而魯迅日後的作品又有力地證明了他具有純熟駕馭各類文體的卓越才能。但魯迅終生選擇的主要文學樣式卻是雜文。究其原因，無疑因為雜文是一種戰鬥的文體，更加適合於魯迅的戰士本色和中國社會的迫切需求。魯迅將他作為哲人的睿智和作為詩人的激情全部融入到他的近千篇雜文當中。他既吸取了英國隨筆(Essay)形製簡短、綿裏藏針、微而顯著、小而見大的特色，又借鑒了魏晉文章“清峻、通脫、華麗、壯大”的文風，特別是繼承了魏晉文章的“骨力”，使雜文這種文體成為了開展文明批評和社會批評的利器，給封閉僵滯的舊中國注入了活力和生機。由於“五四”新文化運動肩負著文學革命和思想革命曆史重任，魯迅這一時期的雜文大多圍繞這一時代主題展開，尤其是他對封建禮教和家族製度的批判，更為深刻、犀利，具有內在係統性。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國社會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空前激烈多變。魯迅置身於反擊國民黨政權文力征伐的前哨——上海，麵對明明暗暗的敵人，他更加重視發揮雜文這一武器短兵相接的功能，作品的主題也因之具有更為廣泛的現實針對性。魯迅創作小說、散文、散文詩乃至於發表學術講演（如《魏晉風度與文章及酒與藥之關係》），也往往是為了表達他的思想和戰鬥哲學，決非“為藝術而藝術”或“為學術而學術”。 “五四”時期中國現實社會中民主主義與封建主義的鬥爭，反映在文學領域就形成了提倡白話文的激進派與維護文言文的守舊派的鬥爭。在這場論爭中，魯迅“所對付的不過一小部分”（《熱風·題記》），也就是說，魯迅並沒有跟舊文學營壘的所有代表人物都展開正麵交鋒，而隻是集中火力對付那些“學了外國本領，保存中國舊習”的人物，如《學衡》派、《甲寅》派諸公。 《學衡》派以留美學生為骨幹，以“昌明國粹，融化新知”為旗幟。與“孔教派”“國粹派”的不同之處是，《學衡》派的學者主張引進西方的自然科學和白璧德的新人文主義；但在維護文言文的正宗地位、維護舊文化中恒定的精神價值等方麵，《學衡》派則是文化保守主義的穩定的同盟軍，同樣的是阻擋“五四”新文化潮流的頑石。《甲寅》派代表人物章士釗也是“學貫中西”的人物，辛亥革命前主持《蘇報》，倡言革命，頗為人們稱道，但在北洋軍閥統治時期，他卻一變而為皖係軍閥的高級幕僚，並利用他擔任教育總長兼司法總長的大權，鎮壓愛國運動，明令尊孔讀經，其危害更甚於《學衡》派。 在跟《學衡》派、《甲寅》派的論爭過程中，魯迅沒有跟對手在一些理論問題上扭打，在一些名詞概念上兜圈，而主要憑借自己諳熟中國傳統文化的優勢，采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戰法，戳穿這批自炫淵博的舊文學的衛道者“文且未亨，理將安托”。如他在《估》一文中，隻不過從該刊中隨手拾來若幹未通的字句，就“衡”出了他們的銖兩，讓這些跟國粹謬托知己的人窘態畢現。在《答KS君》、《再來一次》等文中，魯迅以實例證明章士釗亂用成語，錯解典故，文字龐雜，陋弱可哂，使他企圖從邏輯學、語言學、文化史的角度證明文言文優越的圖謀徹底破產。由於《學衡》派的人物尊杜威、羅素而貶馬克思，而章士釗當時更是段祺瑞執政府中的核心人物，這就使得魯迅跟他們論爭的意義超出了文學領域而帶有思想批判和政治鬥爭的性質。 如果說，在魯迅眼中，《學衡》派、《甲寅》派的人物“不足稱為敵手，也無所謂戰鬥”（《答KS君》）；那麼，跟現代評論派的論爭則是魯迅在思想文化戰線經曆的一次時間最長、鏖戰激烈的重大戰役。現代評論派跟中國現代的其他文藝社團一樣，並不是一個嚴密的組織；《現代評論》周刊的作者也傾向不一，流品不齊；但就其核心成員而言，則是一群曾沐浴歐風美雨又身著“五四”衣衫的學者。他們在政治上持自由主義立場，標榜精神獨立，平和公正，不尚攻訐，但在女師大風潮、五卅慘案、三·一八慘案等重大政治事件中，他們的輿論客觀上卻偏袒站在愛國民眾對立麵的帝國主義和軍閥政府。他們在文章中有時也流露出對舊中國社會現狀的不滿，但那是以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為參照係，比照中常流露出民族自卑感和媚外崇洋的心態。魯迅跟現代評論派的矛盾，除了源於他們政治觀點和文藝觀點的深刻分歧外，還存在著自由主義與反自由主義、中庸與反中庸的分歧。以魯迅為代表的語絲派跟以胡適、陳西瀅、徐誌摩等現代評論派成員的論爭，標誌著“五四”新文化陣營的分化。這場論爭雖然常圍繞在一些個別的甚至私人的問題展開，但同樣具有不容低估的政治意義。 魯迅跟後期創造社、太陽社之間圍繞革命文學展開的論爭，是中國革命文學陣營內部進行的第一次大論爭，也是對魯迅思想發展最具意義的一場論爭。創、太兩社的年輕作家在大革命失敗之後的白色恐怖中奮起，兩眼噴發出向屠殺者複仇的怒火，首先在戰友的血泊中撐起了革命文學的戰旗，其曆史功績自然是不能抹殺的。但這群認為自身就是革命、立誌包辦工人階級文藝事務的作家卻對中國國情十分隔膜。他們在政治上不可避免地受到“左”傾盲動主義影響，文藝上照搬蘇俄拉普學說和日本福本主義的觀點乃至詞句，因而錯誤地把長期關心文藝和革命關係問題的魯迅作為了“革命文學”的祭旗人。論爭中涉及的那許多艱深的理論問題迫使魯迅認真閱讀了大量科學的文藝理論著作，糾正了他的“隻信進化論的偏頗”。魯迅在論爭中就文藝與宣傳、文藝創作與社會現實、“革命人”與“革命文學”等重大問題發表了言簡意賅的意見，為中國左翼文藝運動奠定了理論基石。 革命文學論爭的積極結果，是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成立。“左聯”存在的時間雖然隻有短短的六年，但卻是在血雨腥風、刀光劍影中度過的。魯迅以左聯盟主身份參與過三次論爭，其中第一次是跟以梁實秋為代表的新月派的論爭。 梁實秋是白璧德新人文主義的忠實信徒，新月派的主要批評家。魯迅跟他的論爭主要圍繞文學中人性與階級性的問題進行。需要澄清的是，梁實秋並非簡單化地否定階級性、階級鬥爭以及文藝與政治的關係，而隻是強調“文學的精髓是人性的描寫”（《偏見集·人性與階級性》）；人性與階級性有輕重表裏之分；文藝與政治雖有關係，但文藝表現的隻是政治生活的背景。由於梁實秋肯定現存資產製度的合理性而反對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及左翼文藝運動，在文章中過多強調人性中共同的亙古不變的成分而對階級性時有簡單的排斥，因此新興的左翼文藝陣營跟他的論爭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事情。魯迅也並非一般地否定人性，而隻否定抽象不變的人性。他在論爭中將深刻的人生經驗及其感情體驗用於理論說明，獨具慧眼地戳穿了梁實秋雜糅著封建等級的人性論與資產階級自然人性論的矛盾空虛，使整個論辯過程有聲有色，高潮迭起，有力地動搖了新月派文人的理論基礎。據馮雪峰回憶，這是魯迅參加“左聯”後以最愉快的心情打的第一仗，表明了魯迅自我思想鬥爭的勝利和快樂。 繼新月派之後向左翼文藝進攻的是所謂“民族主義文藝”。這是國民黨政府為配合軍事“圍剿”而發動的一場文化“圍剿”，其基本隊伍中沒有幾位像樣的文人，而是以暗探、特務、軍官、黨棍為其骨幹。其宗旨是取締文藝民主而使文藝統一於國民黨的法西斯主義專製。由於“民族主義文藝運動”無理論可言，魯迅在論爭中僅僅揪出他們的幾部代表作（如《隴海線上》《黃人之血》）進行示眾，證明他們的政治目標是要“日支親善”，消滅當時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實質上是在“民族主義”旗幟的掩護下出賣民族利益。由於魯迅等左翼作家的揭露，“民族主義文藝”運動開場不久即偃旗息鼓。 與所謂“第三種人”蘇汶（杜衡）的論爭是魯迅加入“左聯”後被卷入的第三次論爭。這場論爭的焦點是文藝與政治的關係問題和革命文藝家對小資產階級作家的態度問題。蘇汶是作為胡秋原的間接支持者參加論爭的。在他看來，胡秋原的理論是一種自由主義的非功利的創作理論，而左翼文壇則持一種目前主義的功利主義的創作理論。他所說的“第三種人”並非指政治上的中間派，而是指那些在兩種截然不同而互不讓步的文藝觀麵前一時感到無所適從的作家。他指責左翼文壇隻要行動，不要理論；隻要革命，不要文學；隻要煽動，不要藝術。蘇汶的觀點雖然在某種程度上觸及了“左聯”常犯的機械論、簡單化、左傾關門主義等錯誤，但他把新文學創作的障礙主要歸之於左翼作家的“左而不作”和“第三種”人的欲作而不敢，卻放過了摧折進步文藝新芽、奉◎周揚 死於敵手的鋒刃，不足悲苦；死於不知何來的暗器，卻是悲苦的。但是最悲苦的是死於慈母或愛人誤進的毒藥，戰友亂發的流彈，病菌的並無惡意的侵入……行文化專製主義的國民黨政權，顯然是顛倒是非、混淆黑白之談。魯迅在論爭後期撰寫了帶總結性的《論“第三種人”》。文章深刻而形象地批駁了超階級和超政治的文藝觀，以及蔑視群眾文藝的貴族老爺態度；同時也指出左翼文壇在向文藝神聖之地進軍的過程中應著重克服“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