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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君武沿著“為人民服務”的道路走完了自己的“漫畫一生”,他形成了自己獨特的人格和個性,有人稱之為“華氏風情”。華君武在2004年,他90歲生日來到之際,寫下了一篇題為《追求漫畫大眾化民族化的經曆》的文章,詳細記述了自己從1930年創作第一幅漫畫開始,走過的64年不平凡的經曆。華君武的漫畫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和80年代的全民閱讀熱點,是那個時代文化生活的一個公共性的亮點。
正是1938年踏上延安的土地,改變了華君武的一生。走上革命道路之後,華君武的創作有了一個十分鮮明的標誌,就是緊跟時代,愛憎分明。正如他自己所說的,漫畫是用笑來戰鬥的。對敵人是尖刻的嘲笑;對自己人則是善意的諷刺。如果笑不起來,便不是成功的作品。漫畫看起來好似雕蟲小技,實際上要真正畫好卻往往要絞盡腦汁。華君武讚同作者自己給自己加點壓力,“我畫不出來時也是懊惱得很,在屋裏不停地轉來轉去。我老伴熟悉我的習慣,每逢這種時候,她對我就‘敬而遠之’”。
華君武說:“畫漫畫就是要貼近生活,才能找出有趣的事情來。我以前白天上班晚上畫畫,熟悉生活;我不坐小汽車騎自行車,也是為了觀察生活百態。前幾年我還自己上菜市場買菜,去郵局寄信,既鍛煉了身體又看到了外邊的世界。”他一直堅持在基層開漫畫展,與各種各樣的讀者交朋友,做到“從群眾來到群眾去”,他還時常隨身攜帶一個小筆記本,隨時記錄群眾的語言,走到哪裏記到哪裏,華君武說:“我這個人年紀大了,記性不好,容易忘事,所以隻能用小本本來記的‘笨方法’。”著名作家餘瑋在其《華君武:畫有風骨人有風趣》一文中,將這稱之為:小本子大素材,他說:“幽默是一種美感,是機智、聰慧的化身。沒有幽默,就沒有漫畫。隻有熟悉生活,在生活中不斷體驗、分析,才能捕捉社會現實中的那些行為乖張、荒誕不經的現象。開會時,他揣摩與會者不同的神態;在火車上,他從旅客的服裝談吐中去猜度他的職業、性格;上醫院,牙科醫生臉上的口罩、耳鼻喉科醫生頭上的反光鏡,都逃不過他的眼睛……豐富多彩的社會生活為華君武的創作開拓了取之不盡的源泉。”有一次去理發,理發師說了一句“高射炮打蚊子——大材小用”,華君武覺得很有意思,便記錄在“案”了。這樣的小本子華君武有十多本,每本都密密麻麻地寫著蠅頭小楷,有的僅兩個字,有的隻一句話,有的則是一段有趣的對話,還有一些未成型的草圖。這些記事本便是他漫畫素材的小倉庫,一有空他就會翻開細細揣摩。等到以後用得著的時候,他就移花接木,把幽默和諷刺結合起來,畫出一幅幅很有意思、回味無窮的漫畫。
到了晚年,華君武說:“年紀大了,離開生活遠了,現在外頭的許多事情看不懂了。所以我自己在我的一個名片上麵,寫了一個‘漫畫退伍兵’。”其實,他在高齡時期並沒有閉門納福、頤養天年,其創作力旺盛不減當年,可謂寶刀不老,仍然煥發著藝術的青春。他知道漫畫是和時間賽跑的藝術,它不能落在形勢之後,他清楚自己作為一個漫畫家的職責,他總是在思考。盡管他曾自謙“離生活遠了,創作處於枯水期”,但他感覺幾天不畫漫畫,那手就癢癢的。於是,我們依然可以在許多報刊上看到他晚年創作的愛憎分明、寓意深刻的新作。
談到當前的一些漫畫,華君武曾認為,思想不深、藝術不精、題材雷同,是目前漫畫的通病,有的漫畫像白開水一樣淡而無味。他對這種漫畫發展的潛在危機感到憂慮。他說:“改變這種現象,不但要求漫畫作者必須加強政治、文化、藝術修養,報刊編輯也要嚴格把關咯!現在有些相聲、滑稽戲,一味賣弄噱頭換取廉價的笑聲,變得貧嘴滑舌、低級趣味,人們越來越不願看,漫畫如果不加注意,就會步其後轍嗬!”
華君武是位性情中人,他說過,漫畫是一種批判藝術,如果畫家本身不正又如何去正人?在其耄耋之年,但凡聽見大到國際社會、小至街頭巷尾發生什麼事,他的漫畫很快就見諸報端。70多年來始終如一,華君武說他從不見異思遷,也不怕挫敗,之所以這樣,是因為他愛漫畫,愛這個國家,愛這個國家的人民。晚年的華君武以“老兔”自居,於是就成了著名書畫家黃苗子先生口中的“兔兒爺精”。他從來都沒有放棄過鬥爭,但他感歎中國漫畫的命運,“現在不要我們了”。他還自嘲道:“我還有點‘狗拿耗子’的習氣不改,見了耗子,還想咬它幾口。”而他高齡從文藝界領導職位退下來之後,依然繼續“狗拿耗子”。他說,退下來之後,自己完全不必“去開不想開的會了”,再也無須去“聽套話、說套話了”,於是樂嗬嗬地自嘲說:“這下我可是交了好運了!”
華君武經常看《文藝報》,“挑刺”的機會自然多了,一天報紙上刊登了一組照片,但卻隻登了領導的名,而不登作家的名,他當即就給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書記翟泰豐寫了一封信,說:“謝謝《文藝報》每年贈閱報紙,今天看了1999年2月13日的《文藝報》第4版的一組照片,頓感不安。我們都是黨領導下的協會、文藝團體,按理說是沒有官氣的文藝團體。協會的領導是作家,本身就是群眾中的一員;但從這組照片來看,凡是作協領導,都有職務和姓名:黨組副書記、副主席、書記處書記,中宣部文藝局局長,文藝報總編,其他的作家無一標名。試想這些作家看了照片以後會有什麼感覺。未去參加的人,隻看到了當了領導的作家。我認為這是一種不正常的風氣。”翟泰豐同誌收到此信後,批示道:“請引為重視,提倡不稱官銜,尊重作家,尊重人才。”並將此信轉到了文藝報社,《文藝報》很快以報社的名義在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將此信看作是對報社的“關心和警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