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學的困境和夢想
關仁山
2007年8月，應深圳作家李蘭妮大姐的邀請，到深圳市民大講堂講了一課。蘭妮大姐給我定了個題目是“文學創作與人生立誌”，我是作家，人生立誌離不開文學，講文學就離不開文學的現狀。我真的不敢說是講課，隻是與大家共同探討文學的話題，從而拉近作家與讀者的關係。
首先探討的是當今文學的生存環境。我感覺已經非常嚴峻了。特別是小說，麵臨許多的挑戰。托爾斯泰曾經說過，下個世紀的文學不再是虛構的世紀，而是紀實的世紀。文化產業的興起，文化消費、文化快餐等社會潮流直接衝擊著“經典”，也使經典難以產生。有人說讀圖時代已經來到，電視、網絡充斥著我們的生活。人們已經越來越習慣於用直觀視覺的符號激發自己的感覺。人與世界，人與人，常常被置換為人與數量繁多而格調單一圖像時代接觸。圖像讓人失去了拷問、私語和默然會心的機會。文學被大大地邊緣化了。創作讓位於製作，人與人的交往更加直接和利益化。語言的美感和沉重感從人的感知中淡出。世界被最大限度地抽象和簡化。這是文學衰落的原因之一。我們談科學發展觀的時候，越來越多的人關注著自然生態危機，但很少有人關注這文化生態危機。其實，文化生態危機非常嚴重了。在圖像化的時代，對於作家來說，存在的勇氣就是寫作的勇氣，而寫作的勇氣和精神資源來自哪裏，這是我思考的一個問題。再比如有人說，長篇小說越來越短，這與流行有關，與印刷和包裝有關，與利益有關，與浮躁的心態有關。還有人說，專門發中篇小說和短篇小說的刊物訂數越來越萎縮，已經沒有多少人關注刊物了。過去《小說選刊》或《小說月報》選一個“頭題”就火的局麵一去不複返了。有的小說，可能在圈子裏影響很大，可是在一般讀者那裏卻失去了信譽。有的小說在市場上看好，可是圈子裏並不買賬。其實，這也是文學衰落的一種表象，這也就是虛構與想象的衰落。
在藝術形式裏麵，能看的東西觀眾最多。比如電視劇、電影、電腦網絡、舞台話劇，等等；能聽的東西就相對較少了，比如音樂、收音機、小說連播，等等；能讀的東西就更少了，比如圖書的閱讀，等等，通俗讀物還好一些，如果高雅的，能夠思和想的東西，讀者就少之又少了。當作家和批評家對小說文本的研究越發深刻的時候，小說已經走失了。我們說小說技術、小說元素、小說語言做得好不好時，殊不知怎麼研究都不能感動讀者，讀者已經找到了新的狂歡載體。小說像京劇似的處在尷尬的悲劇中，卻不忍自身的消隱。市場經濟對傳統閱讀的破壞也是顯而易見的。市場的急功近利和重利輕義，破壞著精神生態和社會風氣，導致文化垃圾泛濫，進而抑製了優秀文學的創作和生存空間。其實呢，無論我們怎麼渲染衰落，小說是不會消亡的，我們所能做的，是如何貼近中國文化語境，如何貼近文學史，如何貼近文本，如何發現問題，如何去偽存真。冷靜下來，我們就會發現文學還是以自身的規律向前發展著。因為文學還是影視的基礎，文學有電視、網絡無法替代的功能。白晝是有限的，黑暗是無邊的，就是說肉眼看到的是有限的。人需要沉思，需要諦聽，那你一定是在黑暗之中，或者在你的心靈之中，文學是介入人精神層麵的東西。我們時代缺乏的就是這種聽和想，閱讀好的小說就能讓我們在審美時去聽去想。改革開放三十年，我們國家變化非常大，老百姓每個人幾乎都經曆了內心的震蕩，都在思考，他們最要在閱讀的時候，有一種精神上的參與、滿足和心靈的再造。
文學創作進入了一個多元化、個性化、世俗化、現代乃至後現代時代。社會經濟的發展中心向城市、向上層傾斜。在上層那裏，文學構築了一個五光十色的“浮華世界”。這是一個真實的中國嗎？文學的衰落，大環境是一個方麵，同時還要追問作家自身的問題。當代小說越寫越輕飄，越寫越粗糙，作家與時代生活隔膜，躲在書房裏閉門造車，對敘事和細節缺乏耐心。敘事說服力的喪失，就無法使讀者信任小說。
這就引出了一個問題：為誰寫作？是為自己寫作，為評論家寫作，為圈子寫作，還是為讀者寫作，為哪個層麵的讀者寫作？這是作家必須認真而謹慎回答的問題。我們都會說，為大眾寫作。為哪些大眾呢？為大眾為百姓寫作的人，會注意自己如何建構一種與讀者共享的普通價值體係。看一看自己的作品能不能被他們理解和接受。有了這個支點，我們才能進入寫什麼和怎麼寫的問題。這是討論了很久的問題。時代生活對作家提出了嚴峻的挑戰，作家必須作出回應。現實生活需要我們靜下心來，艱苦地認知、體驗和思考。擯棄舊有的創作模式，擺脫對曆史的虛無和狹隘的功利原則，以開放的眼光和胸懷，飽覽和容納曆史全部的豐富、蕪雜、曲折和發展，改變我們對生活簡單和膚淺的認知。有了新的認知能力，才有客觀冷靜的審視，以及宏觀的把握能力，小說家才能在某些方麵有所超越，我們需要超越世俗，超越常規，超越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