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毛澤東、鄧小平非常重視發揮地方政府的積極性。毛澤東鄧小平曆來重視發揮地方政府的作用，毛澤東提出了發揮“兩個積極性”的思想，鄧小平提出了“參與管理，實現管理民主化”的思想。毛澤東認為，隻有擴大地方自主權，才能發揮地方的積極性。他指出：“要發展社會主義建設，就必須發揮地方的積極性。中央要鞏固，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中央和地方的關係也是一個矛盾。解決這個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應當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力，給地方更多的獨立性，讓地方辦更多的事情。這對我們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比較有利。”他同時指出由於“各地都要有適合當地情況的特殊”，因此“我們要提倡同地方商量辦事的作風”。在毛澤東看來，中央隻有和地方商量，才能廣泛聽取意見，集中全國的智慧，形成正確的意見，大家同心協力地把事情辦好。如果離開了地方上的協助和幫助，不僅中央決策會缺乏科學性，而且工作也很難順利進行。同時，隻有同地方商量，才能使地方明確整體利益，在工作中做到顧全大局，同時中央也能夠充分照顧各地方的利益和特殊情況，使各項政策具有全麵性和綜合平衡性。鄧小平則從改革的角度闡明了發揮地方積極性的重要意義。鄧小平指出：“進行政治體製改革的目的，總的來講是要消除官僚主義，發展社會主義民主，調動人民和基層單位的積極性。”他進一步指出：“改革的內容，首先是黨政要分開……第二個內容是權力要下放，解決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同時地方各級也都有一個權力下放問題。第三個內容是精簡機構，這和權力下放有關。”像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人口多，民族多，地區之間發展又不平衡，如果中央包攬一切地方行政事務，既管不了，也管不好，客觀上要求中央與地方分權。而且，各地方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不平衡，中央製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時，不可能照顧到各個地方的特點和實際需要。因此，鄧小平強調：“各個國家應該根據自己的特點來實行社會主義的政策。像中國這樣的大國，也要考慮到國內各個不同地區的特點才行。”“現在我國的經濟管理體製權力過於集中，應該有計劃地大膽下放，否則不利於充分發揮國家、地方、企業和勞動者個人四個方麵的積極性，也不利於實行現代化的經濟管理和提高勞動生產率。我國有這麼多省、市、自治區，有必要在統一認識、統一政策、統一計劃、統一指揮、統一行動之下，在經濟計劃和財政、外貿等方麵給予更多的自主權。”鄧小平深刻地認識到，隻有合理地進行權力劃分，建立民主化的決策體製，才能充分發揮中央、地方、企業和勞動者個人四個方麵的積極性，提高政府工作效率。
6.3.3在維護整體利益的前提下，充分協調各部分的關係
係統論認為，係統各部分之間相互間的協調是係統存在和發展的前提。係統是由不同層次的要素組成，這些要素不僅相互區別，而且相互聯係，互有所長，如果能協調好各部分之間的關係，形成最佳的層次和組織結構，就可以揚各要素之長，避其所短，形成更強的功能。毛澤東、鄧小平都十分重視協調各部分之間的關係。毛澤東認為，要推進社會主義建設，就必須把一切積極因素都調動起來。鄧小平認為，“現代化建設的任務是多方麵的，各個方麵需要綜合平衡，不能單打一”。必須明確各種任務之間具有相互依存的關係，如經濟與教育、科學，經濟與政治、法律等，都不能顧此失彼。在毛澤東、鄧小平的決策實踐中有很多協調係統各要素關係的思想。
一是正確處理沿海與內地的關係。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指出，沿海和內地工業布局不平衡問題是“曆史上形成的不合理問題”，“沿海的工業基地必須充分利用，但是，為了平衡工業發展的布局，內地工業必須大力發展”。鄧小平針對東西差距不斷擴大的現實問題指出：“沿海如何幫助內地，這是一個大問題。”對於如何協調東西關係問題，鄧小平1988年在《中央要有權威》一文中明確指出：“沿海地區要加快對外開放，使這個擁有兩億人口的廣大地帶較快地先發展起來，從而帶動內地更好地發展，這是一個事關大局的問題。內地要顧全這個大局。反過來，發展到一定的時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來幫助內地發展，這也是個大局。那時沿海也要服從這個大局。”1992年在南方談話中，鄧小平又進一步強調，在20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發達地區要繼續發展，並通過多交利稅和技術轉讓等方式大力支持不發達地區。不發達地區又大都是擁有豐富資源的地區，發展潛力是很大的。總之，就全國範圍來說，我們一定能夠逐步順利解決沿海同內地貧富差距的問題”。
二是正確處理各種產業內部的關係問題。毛澤東指出：“黨在優先發展重工業基礎上實行工業和農業同時並舉的方針，重工業和輕工業同時並舉的方針，中央工業和地方工業同時並舉的方針，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同時並舉的方針，土法生產和洋法生產同時並舉的方針，以及工業方麵的集中領導必須同在工業方麵大搞群眾運動相結合的方針，一句話，用兩條腿走路的方針，而不是一條腿或者一條半腿走路的方針，這樣的一整套方針是正確的。”毛澤東在總結蘇聯在經濟建設的深刻教訓時多次講到這個問題他說：斯大林吃虧在於隻顧重工業，不顧輕工業、農業，隻顧長遠利益，不顧眼前利益。這是“鐵拐李”走路，一條腿長，一條腿短。甚至工業雖然上去了，但輕工業、農業沒有多大發展，人民生活相當困難，並由此引起人民對黨和政府的不滿。中國吸取了蘇聯的教訓，實行了“兩條腿走路”的方針，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前提下，實行發展工業與發展農業並舉、重工業與輕工業並舉的方針，使重工業、輕工業、農業都有相當的發展，既推動了國家工業化的實現，又保障了人民生活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兩條腿走路”的方針，不僅有利於優化產業結構，保證國民經濟協調健康的發展，而且有利於調動各部門、各方麵、各地方和各種人的積極性，加快社會主義建設。
三是正確處理先富與共富的關係。鄧小平說：“我們的政策是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以帶動和幫助落後的地區，先進地區幫助落後地區是一個義務。我們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根本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然而平均發展是不可能的。”鄧小平在這裏講的“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是講的局部，“根本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是講的整體。由於曆史、地理和經濟條件的不同，造成了中國各地發展的不平衡。這是過去、現在甚至於將來很長一段時間都無法克服的客觀事實。發展的不平衡決定了同步富裕（共富）的不可能，而“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但要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隻有走部分先富的道路。先富起來的，並不隻是自顧自己的利益，而要考慮到整體利益，這就是鄧小平所講的“先進地區幫助落後地區是一個義務”。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是鄧小平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客觀而又辯證地分析我國基本國情之後所作出的統籌兼顧的重要決策。
四是正確處理改革各個係統之間的相互關係。鄧小平認為，改革要想取得成功，各個子係統之間要相互配套，協調推進。不僅要進行經濟體製的改革，而且還要進行政治體製改革以及教育、科技、文化等其他各個領域的改革。改革如果不配套，隻搞經濟體製改革而不搞政治體製以及其他領域改革，經濟體製改革也不可能成功。1986年6月，鄧小平在聽取中央負責同誌經濟情況彙報時，就深刻分析了當時由於政治體製改革滯後對經濟體製改革的影響。他說：“上半年經濟發展速度比較低，就有這麼一條原因。……你這邊往下放權，他那邊往上收權，必然會阻礙經濟體製改革，拖經濟發展的後腿。”因此，“現在看，不搞政治體製改革不能適應形勢。改革，應該包括政治體製的改革，而且應該把它作為改革向前推進的一個標誌”。他多次強調：“政治體製改革同經濟體製改革應該相互依賴，相互配合。隻搞經濟體製改革，不搞政治體製改革，經濟體製改革也搞不通，因為首先遇到人的障礙。”“現在經濟體製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體製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體製，就不能保障經濟體製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製改革繼續前進，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阻礙四個現代化的實現。”
6.3.4重視事物整體功能的前提下，重視事物各個因素的作用
任何事物不僅具有整體性，且其又是更大係統的組成部分，是更大係統的一個層次，如此上去，以至無窮。正是這種層次的不同，使事物既是整體，又是部分，既有共性，又有個性，使整體和部分密不可分。鄧小平認為，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係統大，層次多，結構複雜，各部門各地區各單位情況不同，正在做的事情、正在解決的問題、正在處理的矛盾也不相同，因而決策也必然而且應該有所不同。作為領導者，既要從更高的係統中看到自己所處層次在係統中的地位，自覺服從整體利益，也要從自己所處層次係統的實際出發，因地製宜地作出符合本係統實際情況的決策。隻有把本部門、本地區、本單位的工作做好了，才能確保更高係統總目標的實現。他說：“到本世紀末實現翻兩番，要有全盤的更具體的規劃，各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也都要有自己的具體規劃，做到心中有數。”他多次強調，現代化建設是前所未有的宏偉事業，涉及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科技、軍事、外交以及各個領域，貫穿於從中央到地方、從工廠到農村、從單位到個人各個層麵，這些領域和層麵相互影響相互製約，共同構成龐大而複雜的社會係統工程，要順利推進這個工程，不僅要照顧大局，還要認真分析和把握各部分，各因素的作用及相互關係，使它們促成合力，整體發展。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鄧小平既掌握社會主義建設的整體，製定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總目標和“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又能深入了解工業、農業、文化、教育、科技、軍事、外交各部分，依據總目標和基本路線製定出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外交等具體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從而保證了我國經濟和社會的全麵而迅速的發展，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