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 《太玄真一本際經》的判教思想(11)(1 / 3)

這些史實都充分說明:“公元五和六世紀是中國文化與宗教史上最具創造性的時期。佛教第一次真正發展成為中國化的教派,正一派(正一即天師)、上清派、靈寶派經過聯合之後,形成了唐帝國道教的前身。”(法)索安著,呂鵬誌、陳平等譯《西方道教研究編年史》第26頁,中華書局,2002年。

本 章 結 語

“十二法印”與道教經教係統“三洞”分類法及由“三洞”衍變而成的“三乘”教法觀念的結合,構成了中古道教獨特的判教思想體係。“十二法印”判教標準,實際上相當於道教的“二教論”,隻不過這次充當“外教”的角色變成了佛教。“十二法印”對內分別教法、判釋大乘與小乘,對外宣稱道經與道教才是“正經”、“正法”。在特定的思想及時代背景下,這種思想基質的形成既有與佛教相頡頏,借鑒吸收佛教中國化思想成果並結合道教傳統觀念的創新之處,又源自建構統一的道教經教體係與重新整合道教資源的迫切需要。《本際經》的判教思想同時反映了它所傳承的靈寶經教思想特征及其在“新”道教(“今教”、“大乘”道教)經教體係中所具有的地位和發揮的功能。

“重玄”窮理盡性絕有、絕無、絕非有非無與兼忘、中道的思辨方法,雖然在道教思想史上是另一個獨立發展的理論體係,但是由於《本際經》旗幟鮮明地將“重玄”義理作為大乘道教的真理價值判斷標準之一,所以本書把《本際經》的這部分思想置於判教論之列。毋庸置疑對於重玄之道的詮釋作為隋唐道教《老》《莊》經學解釋學的主流思潮,表達了道教的核心價值理念。然而,本書認為“重玄”在《本際經》中意味著方法論,代表了隋唐道教發展的一種思想取向,還不能說是一個學派。《本際經》的判教思想在中國哲學史上獨樹一幟,既是佛道論衡,也是“新”道教運動——“今教”、大乘道教的思想成果。《本際經》判教論的基本價值理念與《本際經》的道體論、道性論是一脈相承的。

結語

結語

十卷本的《太玄真一本際經》中劉進喜、李仲卿各自獨立完成了哪些品目,已經無法考索。後人隻能根據各品反映的具體思想內容,按照合並“同類項”的方式,作出大致推測。

薑伯勤先生認為,十卷本《本際經》中提到“兼忘”、“重玄”之趣者凡五卷,分別為卷一《護國品》、卷二《付囑品》、卷三《聖行品》、卷八《最勝品》、卷九《開演秘密藏品》,既然“兼忘重玄”之道是《本際經》的根本,“其餘諸行,皆是枝條”,則此五卷有可能是早期五卷本時代的《本際經》薑伯勤:《〈本際經〉與敦煌道教》,《敦煌研究》1994年第3期。

本書認為,卷四《道性品》雖然主要闡述了“道性”命題,但是自始至終都貫穿了“兼忘重玄”的認識、思辨方法。本品借“十方界諸太上道君”之口讚歎“棄賢世界太上道君”,“必欲開演真一本際,示生死源,說究竟果,開真道性,顯太玄宗”,這說明,本品亦應歸於上述五品序列。

卷五《證實品》主要在評判、辨析、闡釋所謂“小乘”的過程中,神話了《道德經》和老子,賦予老子、《道德經》、“道”以道教“神學”色彩,並提出了道教的“三寶”概念。本品雖然可以看作是獨立的一章,但是經中嗬斥“小乘”的思想內容,無疑也貫徹了大乘道教重玄體道的思辨方法。

卷六《淨土品》中,太上道君自述昔於元始天尊西那玉國聞此經時,西方有國號曰“多惱”,遣使“往詣東方西那玉國天尊之所”啟請妙法、歸依,天尊將“太玄本際微妙經文”付與來使之事,無異於“老子化胡”說的翻版。此段經文與本品主要思想內容無任何關聯,疑似晚出續補之作。卷七《譬喻品》中分別提到,授、賜《靈寶五文赤書飛天尊經》、《太玄真一本際妙經》、《神策虎文無上妙經》、《本際妙經》十二法印。由此考察,本品亦為晚出續補之作。

卷十《道本通微品》,可看作是獨立的一品。

從行文思想邏輯的相似性、連貫性分析,卷一《護國品》、卷二《付囑品》、卷三《聖行品》、卷四《道性品》、卷八《最勝品》、卷九《開演秘密藏品》,分別闡述了重要的“道體”、“道性”、“兼忘重玄”命題,在詮釋“道體”、“道性”的思想過程中,自始至終都貫穿了“兼忘重玄”的認識、思辨方法,這幾品可以看作是一個序列。卷五《證實品》、卷六《淨土品》、卷七《譬喻品》、卷十《道本通微品》,有晚出續補的痕跡,並且各品之間缺乏思想、邏輯的連貫性。

即使這樣,恐怕也很難做到客觀地把哪一部分內容歸於哪一作者名下。

十卷本《太玄真一本際經》,並不是一部大型的道經,如果再剔除其“神話”部分,可資思想研究的篇幅就更少了。但是,如果把經中出現的概念、範疇、命題,放置中國哲學史乃至中國思想史的背景下考察、分析、詮釋,其可資研究的內涵又十分豐富。

以《本際經》為代表的、南北朝至隋唐初期湧現的一批道教“新”經典,通常滿篇“佛言祖語”,劉進喜、李仲卿等義學高道們絕不是“戴著假麵具的佛教徒”,他們到底要表現什麼?在這些道經、道書中出現的佛教“名詞教相”的背後,到底蘊含了何種深刻含義?通過這些謎底的逐一揭示,本書發現,反映這一時期道教哲學的理論建構,實際上與佛教中國化的思想曆程是齊頭並進、水乳交融的。六朝至隋唐早期的中國佛教、道教思想界對對方的稔熟,拿今天的學術眼光看,簡直到了驚人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