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時代背景
據《宋高僧傳》卷十七《玄嶷傳》載，唐武周時僧人玄嶷本為義學高道，因武後崇佛抑道，遂舍道入佛。他的這種特殊經曆，說明以他對道教的了解加之生活時代距隋不遠，故他在《甄正論》中稱：“至如《本際》五卷，乃是隋道士劉進喜造，道士李仲卿續成十卷”之說應為信史。
現存與劉進喜有關的曆史資料，時間背景都發生於唐朝初年，可知，劉進喜在思想史的舞台上活躍於隋唐之際，而隋朝僅存38年(公元581—618年)，說明他的生活年代及《本際經》的時代背景至少可以上溯到南北朝末期。
南北朝時期中國哲學的邏輯發展上承魏晉、下啟隋唐。正如任繼愈先生所說：“偉大的中華民族，經曆了魏晉南北朝370年的磨煉，變得比過去更加成熟了，哲學抽象思維的水平更加提高了。中國哲學發展史比過去更加璀璨奪目。”這“是我國思想史空前解放的偉大時代……文化專製主義為殊途同歸、兼容並包的文化政策所代替”《中國哲學發展史·魏晉南北朝·緒論》，人民出版社，1998年。佛教和道教都在這一時期取得很大發展，道教方麵北方以寇謙之為代表，南方以陸修靜、陶弘景為代表，分別對道教進行了改革。南北朝士族文化與神仙觀念的結合，使道教逐漸擺脫了早期民間宗教蒙昧的原始形態並得到官方的承認、扶持。
此時，佛道論衡也異常激烈，在相互碰撞的過程中伴隨著互相吸收、滲透和補充，改變對方的同時也在改變著自己。二教論爭在南朝表現為口誅筆伐，而北朝則習慣用國家政權的力量進行幹預，往往釀成滅佛、禁道的悲劇如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五年(444)的滅佛，北齊文宣帝天保六年(555)的禁道。
北朝末年，周武帝曾廢佛道二教，以此作為富國強兵之策。同時，下詔設立通道觀，“會通三教，一以貫之”武帝建德三年(574)五月十七日，下詔禁斷佛、道二教，經像皆毀，罷沙門、道士，並令還俗，“並禁諸淫祀，禮典所不載者盡除之”(《周書·武帝紀》)。六月二十九日下詔設立通道觀，選取佛道二教名人為學士，共一百二十人，令講《老》、《莊》、《易》，會通三教。詔曰：“至道弘深，混成無際，體包空有，理極幽玄。但歧路既分，派源逾遠，淳離樸散，形氣斯乖。遂使三墨八儒，朱紫交競；九流七略，異說相騰。道隱小成，其來舊矣。不有會歸，爭驅靡息。今可立通道觀，聖哲微言，先賢典訓，金科玉篆，秘跡玄文，所以濟養黎元，扶成教義者，並宜弘闡，一以貫之。”(《周書·武帝紀》)“會通三教，一以貫之”的政策，源於天和五年(570)周武帝在《二教鍾銘》中曾說，“弘宣二教，同歸一揆”，“二教並興，雙鑾同振”(《大正藏》第52冊，第329、330頁。)，其實還是想對道教有所保留，隻不過這種道教必須是三教會通之道教。這次廢佛舉措一開始並沒有簡單粗暴地付諸行政手段直接取締，而是采取了漸進的策略，經過了較長時間的醞釀、討論。從天和二年(567)衛元嵩上疏倡議“省寺減僧”以後，至建德三年(574)之間，武帝先後下詔組織過七次三教辯論大會，在中國古代皇權政治史上首開三教“庭辯”先例。實際上周武帝滅佛動機一開始就很明確，如湯用彤先生雲：“勵精圖治，最重儒術，殊不以戎狄自居而提倡胡教。複深知沙門病國，欲革其弊。”《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第385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
滅佛期間，佛教思想界湧現出一批敢於蔑視皇權，勇於捍衛自己的信仰和思想，共赴“法難”的名士與名僧。如：甄鑾不惟“上意”，沒有屈從皇帝的意旨進行“命題作文”，“帝躬受之，不愜本圖，即於殿庭焚蕩”，武帝也沒有因此遷怒於他。而當“道安法師又上二教論”，“帝覽論以問朝宰”，此時竟然沒有一個投機分子見風使舵跳出來敷衍趨勢，群臣噤聲“無有抗者”，皇帝也隻好無奈地“於是遂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