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幾年裏，母親還為建築係研究生開過住宅設計和建築史方麵的專題講座，每當學生來訪，就在床褥之間，“以振奮的心情盡情地為學生講解，古往今來，對比中外，謔語雄談，敏思遐想，使初學者思想頓感開擴。學生走後，常氣力不支，臥床喘息而不能吐一言”（吳良鏞、劉小石：《梁思成文集?序》）。這裏我想特別指出，母親在建築和美術方麵治學態度是十分嚴謹的，對工作的要求也十分細致嚴格，而決沒有那種大而化之的“顧問”作風。這裏，我手頭有兩頁她的殘留信稿，可以作為這方麵的一個例證。為了不使我的這些記述成為空洞的評議，這裏也隻好用一點篇幅來引錄信的原文，也可以算是她這部文集的一個“補遺”吧。一九五三年前後，由北京文物整理委員會編，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建築彩畫圖案》，請她審稿並作“序”，她對其中彩圖的效果很不滿意，寫信提出了批評，其最後幾段如下：
……
（四）青綠的變調和各彩色在應用上改動的結果，在全梁彩色組合上，把主要的對比攪亂了。如將那天你社留給我的那張印好的彩畫樣子，同清宮中太和門中梁上彩畫（庚子年日軍侵入北京時，由東京帝國大學建築專家所測繪的一圖，兩者正是同一規格）詳細核對，比照著一起看時，問題就很明顯。原來的構圖是以較黯的青綠為兩端箍頭藻頭的主調，來襯托第一條梁中段以朱為地，以彩色“吉祥草”為紋樣的枋心，和第二條梁靠近枋心的左右紅地吉祥草的兩段藻頭。兩層梁架上就隻點出三塊紅色的主題，當中再隔開一塊長而細的紅色墊版，全梁青、綠和朱的對比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點也不亂。
從花紋的比例上看，原來的紋樣細密如錦，給人的感覺非常安靜，不像這次所印的那樣渾圓粗大，被金和白攪得熱鬧嘈雜，在效果上有異常不同的表現。青綠兩色都是中國的礦質顏料，它們調和相處，不黯也不跳；白色略帶蜜黃，不太寬，也不突出。在另外一張彩畫上看到，原是細致如少數民族邊飾織紋的箍頭兩旁紋樣，在比例上也被你們那裏的藝人們在插圖時放大了。總而言之，那張印樣確是“走了樣”的“和璽椀花結帶”，與太和門中梁上同一格式的彩畫相比，變得五彩繽紛，賓主不分，八仙過海，各顯其能；聒噪喧騰，一片熱鬧而不知所雲。從藝術效果上說，確是個失敗的例子。
從這段信中，不僅可以看出她對自己的專業的鑽研是怎樣地深入細致，而且還可以看到，她在用語言準確而生動地表述形象和色彩方麵，有著多麼獨到的功夫（這本大型專業參考工具書後於一九五五年出版）。
母親在生命的最後時刻所參與的另一項重要工作，是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設計和建造。這裏，她和父親一道，也曾為堅持民族形式問題做過一番艱苦的鬥爭，當時他們最擔心的，是天安門前建築群的和諧，會被某種從蘇聯“老大哥”那裏抄得來的青銅騎士之類的雕像破壞掉。母親在“碑建會”裏，不是動口不動手的顧問，而是實幹者。五三年三月她在給父親的信中寫道：
“我的工作現時限製在碑建會設計小組的問題上，有時是把幾個有限的人力拉在一起組織一下，分配一下工作，做技術方麵的討論，如雲紋，如碑的頂部；有時是討論應如何集體向上級反映一些具體意見，做一兩種重要建議。今天就是剛開了一次會，有某某等連我六人前天已開過一次，擬了一信稿呈鄭主任和薛秘書長的，今天將所擬稿帶來又修正了一次，今晚抄出大家簽名明天發出，主要要求：立即通知施工組停軋鋼筋；美工合組事雖定了尚未開始，所以趁此時再要求增加技術人員加強設計實力；第三，反映我們認為去掉大台對設計有利（原方案碑座為一高台，裏麵可容陳列室及附屬設施——梁注），可能將塑型改善，而減掉複雜性質的陳列室和廁所設備等等，使碑的思想性明確單純許多。……”除了組織工作，母親自己又親自為碑座和碑身設計了全套飾紋，特別是底座上的一係列花圈。為了這個設計，她曾對世界各地區、各時代的花草圖案進行過反複對照、研究，對筆下的每一朵花，每一片葉，都描畫過幾十次、上百次。我還記得那兩年裏，我每次回家都可以看到她床邊的幾乎每一個紙片上，都有她靈感突來時所匆匆勾下的某個圖形，就像音樂家們匆匆記下的幾個音符、一句旋律。
然而，對於母親來說，這竟是一支未能完成的樂曲。
從五四年入秋以後，她的病情開始急劇惡化，完全不能工作了。每天都在床上艱難地咳著、喘著，常常整夜地不能入睡。她的眼睛雖仍然那樣深邃，但眼窩卻深深地陷了下去，全身瘦得叫人害怕，臉上見不到一點血色。
大約在五五年初，父親得了重病入院，緊接著母親也住進了他隔壁的病房。父親病勢稍有好轉後，每天都到母親房中陪伴她，但母親衰弱得已難於講話。三月三十一日深夜，母親忽然用微弱的聲音對護士說，她要見一見父親。護士回答：夜深了，有話明天再談吧。然而，年僅五十一歲的母親已經沒有力氣等待了，就在第二天黎明到來之前，悄然地離開了人間。那最後的幾句話，竟沒有機會說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