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瑪麗安妮·韋伯（1870—1954）開始編輯她丈夫20世紀20年代之初遺下的大量文獻時，秉持一種社會“有機”論、曾經名噪一時的社會學家奧特馬爾·施潘（1878—1950）聲稱，馬克斯·韋伯是“一位走火入魔、躁動不安的人物，他能夠通過人格力量影響他人，但是沒有人會認為他畢生從事的工作在他身後能夠曆久長新。……他的時代已經結束，他的學科已經過時”。判斷之謬，幾可謂莫此為甚。事實證明，馬克斯·韋伯作為一位德國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至今仍然受到廣泛的關注，是唯一一位在謝世之後許多年間都具有世界範圍“影響”的人物。
在生前，韋伯僅僅是眾多傑出學者中的一員，他的聲音能否在喧鬧的論戰中脫穎而出並且傳諸未來，還遠不是那麼顯而易見。我們喜歡認為，馬克思、塗爾幹和韋伯因其成就的內在質量而比他們的時代更加長壽，但是，他們那些被人誇耀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要看我們自己能否接受以及如何定位。而且，公正地說，如果不是瑪麗安妮·韋伯，她丈夫的全部著作就不可能獲得後來在社會科學領域中的重要地位。最後，她對韋伯在社會學方麵的貢獻並無興趣，傳記中隻有不多的篇幅談到這個話題。但是，她相信韋伯是個偉人，一個偉大的學者，對此她從不猶豫。在結束了編輯工作並寫完傳記之後，她在1926年給保羅·霍尼希斯海姆（1885—1967）寫信說：“在我看來，韋伯的聲譽隻是剛剛開篇。人們在得到他的著作（10—12卷）時將會目瞪口呆的。我的生活就是為了使他永世長存。”事實上，在韋伯生前與身後，她為之生活的東西要多得多，盡管她和她的“伴侶”體現、記錄和保存了她的生活的基本內容。
傳記風格：賢妻與孝女
如今，瑪麗安妮·韋伯已被看作是一位名人之妻，而且稱得上是個男女平等主義者。在她的韋伯傳中，她著力把自己描繪成了丈夫身邊的女傑。不過，盡管她大量展示了——這使許多最早的讀者深感震驚——他們充滿煩惱的生活內容以及他們置身其中的亂世景象，但是如果我們事先問一下，伏在丈夫的書桌上寫出了這樣一部皇皇傳記的是一位什麼樣的妻子和男女平等主義者，我們就能更好地理解她的故事。
長期以來，婦女們以寫日記的方式監督自己的精神曆程和整理供私人傳閱的家族史。現在，她們要發表自己的作品了。瑪麗安妮·韋伯的家族與學術圈子中有許多男女給我們留下了傳記或自傳。它們是這類書麵語體的極品。有些這類傳記——它們常常大量依靠書信——可能會使我們感到誇張做作和感情用事。然而，它們卻探討了一些仍與當下思想和政治形勢有關的令人頭疼的道德問題，而這時自由主義尚處於守勢，一場針對反正統文化的反革命則在不斷升溫。瑪麗安妮·韋伯和她的大多數自由派政界朋友都是一種道德嚴格主義的代言人，這在今天的某些新保守主義文獻中仍能得到響應。不過，她的幾位密友也曾在理論和實踐中采用過一如性解放的道德觀那樣的“新倫理”。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反正統文化已經借助許多主題登台亮相，它們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又得以舊調重彈。
韋伯夫婦作出了艱難的嚐試以克服道德上的自相矛盾和人際之間相互施加的壓力，並在關鍵時刻發現，精神與肉體的和諧是難以企及的。瑪麗安妮最為關切的是男人和女人如何才能過上道德的生活，並對他們的“伴侶”——她最喜歡用這個說法稱呼她與丈夫的關係——特別是對下一代承擔責任。她的婚姻並不圓滿，而且沒有子女，但她仍然擔起了促進婚姻與兩性關係改革的全部重任，以一些有時會傷害我們感情的方式成了其他人的未婚母親。不過毫無疑問，她在思想與私人事務上是有著高度的道德嚴肅性的。雖然瑪麗安妮的世界觀從激進的婦女解放角度來看似乎極為反動，但在婦女運動麵臨嚴重挑戰的今天，人們可能會重新比較嚴肅地看待她曾嚐試加以解決的某些問題。
1920年馬克斯·韋伯去世，瑪麗安妮·韋伯時任德國婦女聯合會主席，這是一個處在龐大的婦女組織網絡環繞中的最令人尊敬的地位。但是和她的一些朋友不同，無論在婦女運動的內部還是外部，她從來就不是個政治強人。她的任職是由於她的學者聲望，是在男性世界麵前證明一種精神上的責任和道德上的高尚。瑪麗安妮屬於躋身大學而學有所成的第一代女性。她們中的大多數人在巴登、普魯士先後準許授予女性學位之前，不得不前往瑞士就學。
直到1908年，對於正規學習以及所有政治活動的正式屏障才得以撤除，但是許多障礙依然如故。在德意誌帝國沒有女性教授；在帝國崩潰之前，婦女根本得不到聯邦或邦這一級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瑪麗安妮·韋伯在學術環境裏扮演了一個具有曆史意義的角色，這個環境第一次讓男女教授共同開始了真正的思想交流。人們至今沒有放棄這樣的環境，但是，她為平等的思想與政治參與而進行的鬥爭還遠沒有取得勝利。婦女在德國教授和德國議員中的比例仍然非常之低，毫無疑問低於美國，在那裏，瑪麗安妮·韋伯如今可能會成為一個道德哲學教授，一個漢娜·阿倫特或者一個格特魯德·希梅爾法勃，也會為“學術交際”（academic sociability）——1920年代以來她在海德堡的圈子名稱——而奔忙。
在韋伯那一代人留下的大部頭傳記文獻中，她和其他若幹人的著作都屬於賢妻和孝女型的作品。和瑪麗安妮一樣，阿格內斯·馮·察恩哈納克（1884—1950），一位孝女，也是德國婦女聯合會主席和婦女運動的重要文學代表——一個今人難以置信的角色組合。這些女性中有幾位乃是一些強勢人物的女兒或妻子，在一定程度上說，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德國婦女運動一般都是采行謹慎改革的路線，而不是進行公開的挑戰，以便持續獲得男人給予的、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支持。
瑪利亞·馮·邦森（1862—1941）早在1900年就描繪出了一幅“失敗者陣營中的性格肖像”——這是她記述被俾斯麥製服了的自由主義者之一格奧爾格·馮·邦森時的副標題。1922年，瑪格麗特·明斯特伯格（1889—1958）著力給韋伯的前弗賴堡同事和朋友胡戈·明斯特伯格（1863—1916）恢複了名譽，他是一次大戰期間哈佛大學最不受歡迎的教授，德意誌帝國聲名狼藉的事業的孤獨鬥士。以上都是恪盡孝道之作。相比之下，格蕾特·奧斯瓦爾德是給韋伯的對頭之一、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古怪而亢進的“一元論”哲學家威廉·奧斯瓦爾德（1853—1932）大唱讚歌。阿格內斯·馮·察恩哈納克則以莊嚴的語調講述了阿道夫·馮·哈納克（1851—1930）的業績，這是一位專攻早期基督教史的著名學者，也是德國的第一位“科學大王”，曾任“凱澤·威廉學會”（今馬克斯·普朗克學會）會長。這些做女兒的全都慎言自己父親的私生活，盡量不讓它們引人注目。我認為，瑪麗安妮·韋伯本人則是以賢妻的路數開道的，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後來者的做法。她的朋友瑪麗·路易絲·格特恩（1863—1931）就是以她為例給埃爾哈德·格特恩（1853—1923）作傳的，“夫唱婦和”而又把自己隱在幕後。尤麗葉·布勞恩福格爾斯泰因（1883—1971）則是抱著政治目的在1932年發表了一部言辭審慎的海因裏希·布勞恩（1854—1927）傳記，這位社會主義作家是韋伯在《社會科學與社會政治文獻》的前任編輯；幾周之後納粹上台，尤麗葉的書和日記被禁。
與阿格內斯·馮·察恩哈納克和格蕾特·奧斯瓦爾德不同，瑪麗安妮·韋伯不可能講述一部高歌凱旋的學術成就史；她更類似於邦森和明斯特伯格，試圖喚起人們對一個政治與學術局外人的同情。她的做法是把這位英雄為保持心智健全和思想的創造力而付出的痛苦努力，同一個家族的代際衝突史、一些夫妻間的緊張關係、疾病和死亡結合起來。隨著劇情的展開，我們看到了一個傲慢的男人由盛而衰，又在一位女英雄的慷慨幫助下重新獲得了創造性力量和政治熱情。但是，就在他能夠“像30年前那樣工作”（韋伯臨終前留下的短語）時，殘酷的命運奪去了他的生命。如此引導讀者注意家族和代際衝突，表明瑪麗安妮·韋伯不僅是作為一個“大男人”的賢妻，而且是作為一個追求性解放的男女平等主義者在寫作。
這也可以說明為什麼本書會有三個中心人物：委曲求全的母親海倫妮（1844—1919），倔強而富有關切之心的兒子，以及後來成為兒子發妻的一位養女。實際上，本書的很大一部分是圍繞瑪麗安妮給海倫妮的書信謀篇的，這是一位既權威又充滿了慈愛的真正的母親。不過，故事並不完整。除了這個強有力的精神三角之外，還有至少兩個三角關係。瑪麗安妮隻是約略提到了她可能從沒有充分認識到的一個三角關係：她本人，馬克斯，以及埃爾澤·賈菲馮·李希特霍芬（1874—1973），這是她所喜愛的“姐妹般的朋友”，也是馬克斯生命晚期的情人。瑪麗安妮對於另一個三角關係也沒說什麼：馬克斯、阿爾弗雷德·韋伯（1868—1958）與埃爾澤，兩兄弟為了博取她的青睞而進行過長期的競爭。最後，海倫妮和瑪麗安妮，瑪麗安妮和埃爾澤，這些女性的休戚與共也影響到其他幾位女性，她們戰勝了道德上的困窘和意誌的脆弱，形成了畢生的忠誠友誼。
在以下各節，我將在瑪麗安妮·韋伯半個多世紀以來其他作品的背景下談論這部傳記，並且確定一下作者及其圈子在她那個時代的文化與政治環境中所處的地位。這包括她比她丈夫多活的那34年。
1914年之前德國男女平等主義的矛盾傾向
為性別平等而不懈鬥爭
韋伯是懷著一種要求平等的自覺意識開始他的婚姻的，這顯然是對他父親的家長統治發出的抗議。雖然年輕時的韋伯還對最早有些女學生的男子氣舉止抱有一種矛盾態度，但是，瑪麗安妮有力地指出，他也曾明確地說過，“女性的內心自由和獨立，即使對於已婚婦女來說，作為一種‘不可剝奪的人權’，與男人的權利都是完全平等的”。然而，這種良好意願卻遇到了社會與心理上的障礙。法律明確要求婦女和兒童要遵從丈夫。韋伯本人在嚐試秉持一種新的姿態時就表現得很不老練。1893年秋天結婚前不久，29歲的男人向23歲的女子保證：“我的孩子，我們將自由而平等地站在一起。”差不多50歲的時候，在晚期的一封信中，馬克斯仍然按照習慣的愛稱叫瑪麗安妮“我親愛的孩子”。
瑪麗安妮曾經冷嘲熱諷地指出，一般來說，婚姻關係一吃緊，男人往往就會以惱怒的低聲使用那個短語。瑪麗安妮42歲時，斯特凡·格奧爾格（1868—1933）從奧林匹斯山給她寫來的信中還把她稱作“我的孩子”，而這時她已是國內最有名氣的女學者之一了。她曾利用身為教員妻子的社會地位，大著膽子去聽丈夫的弗賴堡同事（特別是阿洛伊斯·裏爾和海因裏希·裏克特）的講課與研討班。30歲時，她發表了第一項研究成果，這對於一個甚至沒有受過正規的中等教育、隻是到了快20歲時才讀了兩年寄宿學校的女性來說，堪稱一大成就。然而，和她的朋友們相比，她並沒有正式獲得什麼學位，因而沒有成為一個憑自身能力而不是靠派生身份的“女博士”；直到1924年，她才被海德堡大學根據法律授予了榮譽博士學位。
瑪麗安妮的第一本書《與馬克思學說有關的費希特的社會主義》發表於1900年。它是抱著哲學關切寫給經濟學家們的，並且探討了約翰·戈特裏布·費希特（1762—1814）與馬克思的終極道德假設，這預示著伴隨她一生的將主要是一般的道德關切，而非具體的男女平等主義。這部專著被收入了馬克斯·韋伯與人合編的經濟學叢書，他認為應當說明的是，“除了一些要點得到認同，以及很少的文字和術語提示之外，作者不得不在每一個方麵獨辟蹊徑，幾乎沒有從我這裏得到她的其他導師通常所給予的那種學術建議。”
應當記住，身為教授的德國丈夫發表他妻子的研究成果，這大概是破天荒頭一次。雖然馬克斯坦言相告，但是瑪麗安妮卻欲言又止。她在該書前言中說道，她的著作“隻能在空閑時間裏慢慢寫，而且還有許多幹擾”，小心地暗示了她丈夫令人氣餒的抱病之身，這在本書中有著生動的敘述。如果說韋伯的疾病對他自己而言是在“墜向地獄”，那麼對於瑪麗安妮來說同樣如此，不過她並非完全無計可施。她是在舉目無親的環境中長大的，這使她變得更加堅強。母親一生下她就死在了產床上，父親（和一位叔叔）得了精神病，她麵對的是嚴酷的生活現實，伴隨她成長的是死亡和疾病的氣氛，她在自傳中以相當大的篇幅講述了這段經曆。她對自己的遺傳負擔也是憂心忡忡，但是她以清醒的頭腦麵對了丈夫的沉屙，她要和這個世界進行較量，而不是從它麵前退縮。然而，至關重要的是，她對婚姻的道德責任堅信不移，並且懷著一種與任何“發現自我”、“實現個人潛能”的享樂主義追求針鋒相對的自我實現的觀念，這些都使她勇氣倍增。
晚年回首往事時，瑪麗安妮講述了當時對自己生活的利弊權衡：“生活給我提供了許多實現自我的機會，我求學若渴，樂此不疲，而且還能兼顧公共活動。……馬克斯·韋伯也對我在婦女運動中的工作給予了熱情關注，並且，無論出現什麼困難，他都會提供豪爽的幫助。……我的私生活與公共生活都是那麼充實，因此，在生兒育女方麵沒有給那些不切實際的希望留出餘地。正是這種充實感，給了我力量幫助馬克斯·韋伯——我的生活目標——忍受並戰勝了持續多年的嚴重神經官能症的折磨。”
回過頭來看看，奠定了瑪麗安妮學術聲望的《法律演進過程中的妻子與母親》一書，其自傳意義也就不言而喻了。該書寫於“（我）丈夫病重期間，而且得到了他的指導，付出了七年的努力之後，我設法完成了它”。就是說，把海倫妮夾在中間的馬克斯·韋伯父子於1897年在海德堡最終攤牌兩三年之後，這部著作才開始動筆。這場對抗以父親的去世和兒子的崩潰告終（詳見本書第八章）。瑪麗安妮坦言，對於這部著作，她的丈夫不僅提出了寫作規劃，而且給予了詳盡的建議，並在最後校訂時伸出了有力的援手。毫無疑問，這使它成了韋伯夫婦同聲相應的產物。
這項冗長的曆史研究，旨在引導婦女和男人們不要在乎有關婦女地位的法律規範的邏輯結構，而應關心它的實踐意義。韋伯後來在《經濟與社會》“論法律”的一章中也采用了這一社會學方法。但是，和《經濟與社會》不同，《法律演進過程中的妻子與母親》並非心平氣和之作。瑪麗安妮的書是獻給“衷心敬愛的海倫妮·韋伯·內·法倫斯坦”的，裏麵對於父權統治進行了猛烈的抨擊，並強烈呼籲在婚姻關係中實現性別平等。然而，除了與家族事務有關的動機之外，我們也不應忘記，瑪麗安妮開始寫作的時候，正是新的民法典剛剛頒行的1900年。新法典遭到了婦女運動的反對，因為它幾乎完整保留了丈夫的特權，盡管它也勉強承認了婦女的有限法律地位。
瑪麗安妮在對父權統治發動攻擊之前，也批評了巴霍芬和恩格斯的母權製理論，並試圖勾畫一下合乎曆史實際的現代婚姻“發展史”。她同意，家庭中的父權統治並非天生就有，但她認為，私有財產的發展產生了父權製婚姻這種社會主義者的論斷是完全站不住腳的。在她看來，合法婚姻乃是長期發展的產物：“婦女關心的是讓她們的孩子被承認為男人的‘合法’後代，從而也讓她們自身具有‘合法’地位，這意味著防止絕對的隨意性。終於，這種關心變得足夠強烈，從而迫使父權統治作出了讓步。”她還用韋伯式的語調辯稱，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樂於剝削婦女的廉價勞動，但這並不會形成特定社會的或者法定的婚姻形態，相反，它們對婚姻形態相當漠然。
瑪麗安妮·韋伯最為雄辯的那些內容，既是對老馬克斯與海倫妮婚姻失敗的直率記錄，也可以看作是對德國法律和德國丈夫的全麵控訴。她從許多方麵鋪陳了丈夫為什麼壓製妻子要求外在與內在獨立的任何企圖。針對這種普遍的行為方式，她提出了建立在平等主義基礎上的倫理個人主義和相互承擔責任的觀念：“概括一下對於婦女和婚姻生活來說必定會產生的普遍的倫理與心理後果，我們應當再次申明我們為什麼反對孕育了婚姻法的父權主義觀念，雖然丈夫確實對妻子的人身和財產行使著法定權威，因而使他的支配地位成為理所當然，但這往往毫無費希特所要求的那種高尚味道。……（從屬地位）不僅有損婦女的幸福，而且有損夫妻關係的倫理價值。……如果按照官方原則，讓丈夫的主觀願望成為法則，他就不會有什麼通過‘自由戀愛’得到的妻子。無私的相互教育正在日漸消失，所有那些使婚姻生活曆久長新、使人對它感到心滿意足的內在任務如果遇到挑戰，可能都會被認為理所當然。”
法德兩國教育體製的兩位奠基人物埃米爾·塗爾幹（1858—1917）和弗裏德裏希·鮑爾森（1846—1908），對瑪麗安妮的書作出了激烈反應，表明盡管她相當溫和也仍然遇到了阻力。塗爾幹稱讚了瑪麗安妮在把握間接文獻時有著“出色的判斷和必不可少的敏銳”，但認為她應當更多地注意一下恩格斯本人的情況而不光是其理論的科學價值。他批評了瑪麗安妮認為父權統治把婦女完全置於從屬地位的觀點，並強調指出，恰恰相反，它提高了婦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使她更接近於男人。雖然塗爾幹讚賞瑪麗安妮反對把婚姻完全視為自由契約這種“保守的謹慎態度”，但是他對瑪麗安妮鼓吹的彼此同意即可離婚卻感到驚愕不已。瑪麗安妮的道德個人主義要求妻子與丈夫有著完全合法的平等地位，塗爾幹不得不對此表示極為強烈的反對，在他看來，這會瓦解“家庭所能喚起的那種虔誠感”。
塗爾幹的評論不僅表明他很樂於關注一位女性學者，而且很可能會這樣回答後來的學者——他們因為他對德國對手幾乎不屑一顧而迷惑不解——所提出的問題：“那個馬克斯·韋伯是誰？”“噢，他是瑪麗安妮的男人。”這是海德堡的兩個工匠用巴登方言聊天時的對話，瑪麗安妮一直記著這段趣事，那時她在公共場合要比她的丈夫更搶眼。
弗裏德裏希·鮑爾森——馬克斯曾把他的《哲學導論》送給自己的新娘讀——在受人尊重的《普魯士年鑒》上用17頁的篇幅評論了她的書。這是在他去世那年寫的，他以老輩人喜歡談論“事物本性”的那種倚老賣老的姿態反對婦女運動提出的要求。和塗爾幹一樣，他盛讚了瑪麗安妮對國家起源於母係社會的社會主義理論所進行的批判。他支持她對性解放運動所持的否定立場，讚賞她秉持了康德與費希特那種高尚的道德理想主義傳統，但正是在這一點上他開始了對瑪麗安妮的批評。法律應當服從慣例，而不是道德理想，後者很容易使它的信徒看不到緩慢的曆史進步所包含的智慧。塗爾幹認為瑪麗安妮在某些問題上陷入了“可怕的簡單化”，鮑爾森則說她是不著邊際。他承認，在良心這個話題上他已經不可能比她說得更好，但是他籲請人們麵對現實，即多數婦女是願意處於從屬地位的。瑪麗安妮建議給予婚姻雙方平等的決定權，這在鮑爾森看來是絕對行不通的：“那是波蘭王國的憲法原則，而我們已經知道那裏都發生了什麼事情！”瑪麗安妮呼籲實行分割財產的安排，並且強迫父親履行財政和教育責任，以改善非婚生子女的處境，鮑爾森認為這也是不切實際的。在他看來，讓“非婚同居”合法化，從而容忍未婚夫妻的存在，隻能導致非法兒童的數量激增和普遍的性放縱。
鑒於塗爾幹和鮑爾森承認在對父權製法律進行謹慎改革之後，婦女的尊嚴將會得到提高，格奧爾格·齊美爾（1858—1918）提出了一個關於“女性文化”固有價值的哲學觀點，一個在婦女運動內部交替受到歡迎和抵製的觀點。從19世紀80年代開始，齊美爾比他那個時代的任何男人都更嚴肅地就婦女心理學（從反軍國主義到征服欲）、女性文化、賣淫和婦女運動問題著書立說。這些話題不僅在韋伯的海德堡沙龍裏被討論，柏林的沙龍同樣也在討論。齊美爾曾多次攜夫人格特魯德（1864—1938）到海德堡拜訪，格特魯德還以瑪麗·路易絲·英克恩道夫的筆名撰文討論過性道德問題。
瑪麗安妮·韋伯早在1904年就對齊美爾1902年關於女性文化的文章作出了回應，但是沒有指名道姓。和她丈夫1904年的論文“社會科學與社會政治中的知識的客觀性”相呼應，她的第一篇男女平等主義論文“婦女在科學中的參與”，對齊美爾所強調的絕對的性別差異不予理睬，而是以典型的韋伯式語氣著重突出了這一新奇的評價性觀點，即婦女能夠對科學問題施加影響。1911年，齊美爾在韋伯編的《社會科學文獻》上發表了一篇與他的“女性文化”論文大異其趣的文章，並在同一年與“性問題的相對性和絕對性”一起收進了他的文集《哲學文化》。兩年後，瑪麗安妮·韋伯在海因裏希·李凱爾特與馬克斯·韋伯的哲學雜誌《邏各斯》（Logos）上以“婦女與客觀文化”為題回應了這些論文。眾所周知，齊美爾認為“文化的悲劇”就在於這一事實：知識與人工產物的總積累使得個人越來越沒有能力趕上“客觀文化”超越“主觀文化”的發展速度。人的創造力天生就是在自拆台腳。齊美爾歡迎現代婦女提高自身主觀文化的努力。但是客觀文化主要是男性客觀化的產物，而女性的本性就是自給自足，因此，女性本性的客觀化是個詞語矛盾。
瑪麗安妮·韋伯承認，齊美爾意在創造一種“進步的”女性文化的性別本體論，把婦女提高到一個更令人尊重的地位，由此，婦女便有可能憑借自身的力量構成一個價值領域。但是，她直截了當地把這種形而上學的援助說成是對婦女的又一種歧視，並堅稱婦女有能力對客觀文化作出貢獻。她隻承認曆史與心理的、但不承認本體論的差異。因此，她反對齊美爾所謂“最終達到自給自足的圓滿狀態的存在，構成了女性典範的生活意義”。她也否定了兩性都在工作與天職之間發生錯位而導致了各自的“典型悲劇”。絕大多數男女從事工作不過是為了謀個生活，兩性都隻有少數人是為了天職而活著。瑪麗安妮告訴齊美爾，婦女也能體會到由於“主體的完全客觀化”而產生的深刻滿足感。因此，在她看來，促進客觀文化才是真正的進步：它能使婦女超越自身（女性再生產的）“特殊的女性使命”，從而對文化生產作出貢獻。
雖然瑪麗安妮·韋伯跟著齊美爾來到了哲學抽象的高度，但是她也從事了多年的實際組織活動。1897年移居海德堡不久，她便重建並領導了全國聯合會的一個分支機構，忙於推動婦女教育工作。這個地方組織舉辦婦女問題演講會，有時邀請婦女運動的名人主講，同時也開設了一些關於學術問題的課程，邀請教育界的會員授課。聽眾則是男女兼而有之。
仿照瑪麗·施特裏特在德累斯頓的做法，瑪麗安妮1901年也設立了一個法律援助事務所，作為幫助“社會上的無特權者”——尤其是女侍和女仆——的手段（海德堡沒有工業無產階級，是個小型的大學城，隻有25000居民）。她設法說服了著名憲法學家格奧爾格·耶利內克，允許他的妻子卡米拉（1860—1940）經辦谘詢服務。卡米拉很快走上了激進道路，最後成為一名墮胎權鬥士。瑪麗安妮·韋伯還在新教的巴登州教會發動了一場爭取婦女選舉權的運動，但也有始無終。不過她為埃爾澤·馮·李希特霍芬在1900年被任命為巴登州第一位女性工廠視察員而欣喜若狂，認為這是一個有助於“增強婦女運動信念”的事件。她在弗賴堡與埃爾澤建立了親密的友誼，這種友誼差不多持續了60年。馬克斯為他的第一個女性博士生埃爾澤獲得這項任命助了一臂之力，並且後來又在瑪麗·鮑姆博士認為自己有機會接替這個職位時盡力為她進行了辯護，使之成為埃爾澤的繼任者，並在1902—1907年間擔任了此職。瑪麗·鮑姆（1874—1964）——她在瑪麗安妮的信中被充滿深情地稱為“Bumchen”（小樹）——擔任過福利事業官員、婦女聯合會幹事、國民議會議員（1919—1921）和大學教師，她在漫長的職業生涯中也成了瑪麗安妮畢生的朋友。
在戰前那些歲月裏，瑪麗安妮·韋伯在海德堡扮演的唯一保持了持續性的角色，就是參與了一種新型的“學術交際”活動，這種活動是在大學的權威結構之外、在老式的教授身份等級製之外進行的，婦女和男人們一起在私人聚會上討論思想和藝術話題。實際上，與老輩的正式宴會相反，進入這種私人交流圈子的第一步並不是那麼順利。1904年，神學家古斯塔夫·阿道夫·戴斯曼為宗教史研究而邀請馬克斯·韋伯及其朋友們——格特恩、耶利內克與特勒爾奇——組成了Eranos圈子。韋伯很快就在一群為檢驗他的新教倫理觀和世界諸宗教經濟倫理的比較研究而聚在一起的同道中占據了主導地位。在今天，像這樣一個團體，很可能就會辦成一個大學的教師研討會；而那時它就是在各位參與者家中的聚會。瑪麗安妮·韋伯與瑪麗·路易絲·格特恩對於自己被排斥在外憤憤不平。瑪麗安妮毫不客氣地挖苦說，“馬克斯在那裏討論‘新教禁欲主義’，我卻在這裏處理‘勃艮第火腿’。”格特恩則抱怨說：“尤其是Eranos小團體聚會的時候，我總是感到非常懊惱，而且在我自己也專注於宗教史問題時，就更其如此。”在另一個場合，她丈夫向她解釋了為什麼不讓婦女參加討論的原因：“真是羞於啟齒，因為，沒有婦女在場可以提高對話的思想水平。如果有婦女出席，絕大多數男人不是變得油腔滑調而令人厭煩，就是更糟，裝出一副活潑迷人的樣子，總之，不堪忍受。這是女人的過錯還是男人的？我倒情願認為是後者。畢竟，男人在婦女麵前可以有不同的表現。”
終於，在受到外來影響的情況下，似乎有可能發生某種變化了。局麵並不是由病中的韋伯加以改觀的，而是由於他的兄弟阿爾弗雷德的到來，1908年，阿爾弗雷德加入了這個群體。到第二年，他組織了Janus圈子，其中既有男性也有女性，大家聚在一起討論哲學與科學問題（參見本書467頁）。瑪麗安妮和馬克斯都曾出席過那裏的聚會，但是1910年以後，他們自己的周日茶會（稱為“jours”）變得越來越有吸引力（見本書第13章）。盡管這時已經病愈的馬克斯是中心人物，但瑪麗安妮卻能夠發揮女主人的作用，她已經有了當之無愧的全國性聲望。
瑪麗安妮在國內的知名度由於1910年在海德堡召開的德國婦女聯合會全國代表大會而更上層樓。之後，一個圈內的成員攻擊瑪麗安妮及其同道是一群“未婚女子、寡婦、猶太女人、不孕症患者”。這導致韋伯陷入了涉及榮譽問題和複雜的法律糾葛的著名爭端之一。瑪麗安妮詳盡敘述了這一事件來證明韋伯的騎士品格，對於大會本身隻是用寥寥數語作了一點高調的評價。她對婦女運動內部激烈的明爭暗鬥保持了沉默。事實上，1910年的大會標誌著在新任主席格特魯德·博伊默爾博士的領導下，德國婦女聯合會內部比較保守的勢力占了比較進步的一翼的上風，而博伊默爾也是瑪麗安妮親密的政治盟友。
在瑪麗安妮周圍的社交圈子裏，除了這種宗派鬥爭以外，還有性解放的“新倫理”也在迅速擴大對人們的影響。瑪麗安妮·韋伯的反應是把她在公開聲明中的保守態度融入她的先進角色，同時也緩和了她對朋友們進行評價時的道德嚴格主義。
保守派為反對性解放而戰
正是從投身於婦女運動開始，瑪麗安妮·韋伯就不僅反對父權統治，而且反對男女平等主義觀念，因為後者要麼鼓吹“開放”的婚姻形式，要麼主張婦女在經濟上的徹底獨立，從而直接或間接地威脅到法定婚姻的製度。她在自傳中回憶道，“對於她們那個性別的兢兢業業的領導人來說，事情確實越來越令人惱火——婦女社會地位的變化也產生了一些必定會在自己隊伍內部引起鬥爭的副作用。”從一開始，她就與瑪麗·施特裏特（1855—1928）產生了分歧，後者是德國婦女聯合會第二任主席（1899—1910年任職），也是該聯合會機關雜誌Centralblatt的社論撰稿人，她們就是在那個雜誌上進行爭論的。早在1901年，施特裏特就翻譯了夏洛特·珀金斯·斯特森的《婦女與經濟》，以此作為她個人立場的綱領性說明。瑪麗安妮·韋伯在她的論文“天職與婚姻”中不點名地抨擊了斯特森施特裏特的主張，此文和“婦女在科學中的參與”一文在1906年由弗裏德裏希·瑙曼（1860—1919）合為一個小冊子發表。
夏洛特·珀金斯·斯特森（1860—1935）——今天更為人熟知的名字是C.P.吉爾曼——認為，不可抗拒的社會與技術發展把婦女從家庭中分離了出來，在這種情況下婦女理應獲得經濟上的徹底獨立。可以想見，這對瑪麗安妮來說就是一種經濟決定論和經濟唯物論。她以“倫理價值和普遍的文化價值”的名義回擊了論敵，辯稱“我們運動的目標不可能是用勞動的妻子取代持家的母親，特別是在妻子的勞動時間幾乎與丈夫相同的情況下”。她提出的理由是，被迫成為勞動力的多數婦女，其收入根本就微不足道，絕對不足以用來解除勞動者與家庭主婦的雙重角色之苦。剛剛訪問了美國的瑪麗安妮·韋伯——她在那裏結識了簡·亞當斯和弗洛倫斯·凱莉——講述了那裏的婦女是多麼地受人尊重，盡管已婚婦女在美國工人中所占的比例大大低於德國。這種詮釋方法似乎“並不是看重女性職業勞動的數量，而是看重它的質量”。因此，至關重要的並非經濟獨立本身，而是要有一種天職，要把它“作為一個具有客觀價值的任務”。
瑪麗安妮·韋伯采用了一個雙重戰略。由於絕大多數婦女並不會由於進入了勞動力市場而得到解放，那麼婚姻法就必須保障她們與丈夫的法律平等和經濟權利。然而，在反對把勞動的妻子作為普遍理想的同時，她也堅持認為，所有青年婦女都應為就業做好準備：“我們的高尚婚姻觀使我們把就業訓練視為一種無條件的道德義務。”青年婦女不應當把婚姻看作一個照料她們的製度，但也不應接受一種人身依附的地位。尤其是對出身於有產階層的婦女來說，更應當通過“井井有條、按部就班的作為”去發展自己的道德人格。把這種觀點推到極致，就是一種韋伯式的內在世俗禁欲主義的張揚。瑪麗安妮發出這樣的呼籲之前不久，她丈夫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篇“最暢銷的”論文——已經使他成了廣大讀者非常熟悉的人物。但是，韋伯在為他的曆史研究作結的地方隻用了幾個含義隱晦的說法——盡管如今已是聞名世界，而瑪麗安妮卻提出了一套標準的方案。
這套方案使得瑪麗安妮·韋伯作為一名候選人而對那些想要換掉瑪麗·施特裏特的人們產生了吸引力。格特魯德·博伊默爾在1906年向瑪麗安妮報告說，“漢堡，還有其他許多地方的聯合會，可能要選你當主席。在聽到這項請求時請勿暈厥。……各聯合會已經對此進行了多方權衡，這可能是個理想的解決辦法。她們現在不想要施特裏特了。我已經受托向你提出這個建議，作為挽救聯盟的當務之急。”但結果是，博伊默爾——而不是韋伯——成了下任主席，從1910年一直任職到1919年，然後又竭力推薦瑪麗安妮做了繼任者（1919—1923）。
在博伊默爾站穩腳跟之前，自由主義力量幾乎在德國婦女聯合會內部占了上風。挑戰來自1904年成立於萊比錫的“保護母親與兩性關係改革同盟”。由於它倡議改善未婚母親和非婚生子女的處境，因而一開始就得到了弗裏德裏希·瑙曼、沃納·鬆巴特及馬克斯·韋伯——當然還有瑪麗安妮——的支持。但是，該同盟很快就被海倫妮·施特克爾（1869—1943）所控製，她是夏洛特·珀金斯·斯特森的另一位追隨者。她原來從事廢奴主義運動，但卻發展出了自己特有的尼采式“重估一切價值”。她最終相信，賣淫不可能通過道德壓製而隻有通過道德自由才能消除。這就是“新倫理”的內容，它也受到了瑞士作家愛倫·凱（1849—1926）的重大影響。韋伯夫婦很快就轉而反對這些“自由戀愛”的先鋒。瑪麗安妮援引了馬克斯比較粗暴的惡評之一表明了他們的態度，其中絲毫沒有她經常歸在他名下的那種騎士風度：“這幫‘保護母親’的好事之徒完全就是一批烏合之眾。聽了（海倫妮·施特克爾）這種胡言亂語我隻有退出。讓婦女們追求愚不可及的享樂主義和一種隻能使男人受益的倫理……簡直就是胡說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