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者風采
劉秀無論從他的日常生活，還是撰文的風采，還是外表氣質，都可以稱之為儒者。自少年時期，劉秀就是一位和他兄長劉不一樣的士人。身長七尺三寸，美須眉，大口，隆鼻，日角”，隆鼻是高鼻梁，日角是大腦門，可謂一表人才。
他自幼是十分安分的少年，不像他的兄長一樣“好俠養士”。王莽天鳳中也即公元十六、十七年前後，光武廿歲左右時，到當時的首都長安入太學，“受《尚書》，略通大義。”從此成為正經的儒生。因光武是學《尚書》出身的，所以在東漢一朝，“政治上最得意的要算《今文尚書》的儒者了”。
在鄉親的眼光裏，光武帝一直是儒者形象，所以當他居然也參加了由兄長劉
挑頭的反莽起兵時，大家都為此很驚訝：“及見光武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複為之”，所以紛紛加入到義軍中來。自小把劉秀兄弟撫養成人的叔父劉良，可以說是最了解光武的為人，看到他也參加了劉的起兵，責怪光武說：“汝與伯升誌操不同”，為什麼也參加這冒險事業。所謂“誌操不同”，當是說光武帝平日的儒家氣派，和劉平時的表現不一樣。
無論在戰爭時期還是戰後的時期，光武帝保留其儒者氣質不變。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與“宗室諸母”談論“柔道治天下”時，諸母長輩對他的評價是：“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所謂“柔”，實際也應是儒家“和為貴”、“中和”思想、“中庸之道”的一種表現。在昆陽之戰前後，光武帝所領一軍從來“不取財物”，對百姓毫無騷擾，以至王莽的大將嚴尤不禁讚歎說：“是美須眉者邪?何為乃如是”！這說明劉秀作戰時，其部下紀律和裝扮都和農民將領全都不同，自有一番古風。
史稱更始政權時，綠林諸軍開進洛陽，衣衫不整，五花八門，群眾或有“畏而走者”，但是當光武所部進城，洛陽民眾都表示特加歡迎，有老吏甚至垂涕曰：“今日複見漢官威儀”，特別合乎儒家禮節儀表。由這些都可見，光武帝自少年到青年，不管家人、鄉人、群眾，甚至敵人，都將他看成是一種非常有風度的人物，和一般的粗俗武將都很不相同，他的儒者氣質是很濃的。
在戰後，光武帝對儒學更為重視，到了十分愛好的程度。他統治的晚年，“每旦視朝，日昃乃罷”，不但如此到了晚上，還“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他還對兒子劉莊說：“我自樂此，不為疲也。”前麵我們說過，在光武帝晚年，身邊經常有儒家學者跟隨左右，隨時備問，桓榮、第五倫、宋弘等人都是經常在光武朝中、宮中經常受到接待的。
到了若幹年以後，當和帝時鄧太後臨朝時，樊宏的曾孫輩樊準還讚揚光武帝的“東西誅戰，不遑啟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的儒君風度。在他看來正由於光武帝和明帝的大力提倡，東漢一朝才能形成“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每燕會，則論難 ，共求政化，詳覽群言，聲如振玉”的文明氣象。這都應當都是儒者皇帝光武所一手創辦的一朝朝風。
光武帝在詔書中也常常濃厚地表現出他的儒家風采。光武帝給司徒鄧禹下的詔中：“司徒堯也，亡賊桀也”的語言，立陰皇後的詔書中有“貴人鄉裏良家，歸處微賤，‘自我不見，於今三年’”的話，光武帝給侯霸的詔書中“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欲以身試法耶，將殺身成仁耶?”等等，他認為“此等文詞，亦必非臣下所代作者”。這些詔中的語言，不僅可以證明是光武帝平時的語氣，而且無論從文采和語言中，還可看出他的儒者特點。
比如建武二年正月，光武帝曾給大司馬吳漢等功臣封侯，詔文中有“人情得足，苦於放縱，快須臾之欲，忘慎罰之義”，又有“宜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栗栗，日慎一日”等語，“慎罰”等詞借用《尚書》“罔不明德慎罰”，“如臨深淵”等句幾乎全抄古兵書《太公金匱》。同年大赦天下詔有雲：“頃獄多冤人，用刑深刻，聯多湣之。孔子曰：‘刑罰不中，則民所措手足’”。孔子的話出自《論語》，是孔子“仁”思想的重要名句。
建武六年十月因日蝕下詔自責，詔文中又引用了《詩經·小雅》中句：“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光武帝對太子“嚐問攻戰之事”回答說：“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此典故出自《論語》：“衛靈公向陳於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嚐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這些就可以了解光武帝平時常讀儒經，儒家經典的名句格言都銘記在心，所以發言書寫時才有可能做到信手拈來，順理成章。光武帝運用儒家語言，有時在詔文中恰到好處，非常妥貼，就像趙翼所舉的“陰貴人鄉裏良家，歸自微賤，‘自我不見，於今三年’”，後兩句出自《詩經·豳風·東山》，用在此處，很自然地表達出光武帝對陰麗華的摯愛之情。在同一詔文中，還用“既無《關睢》之德，而有呂、霍之風”來責備郭聖通，這裏我們且不去追究夫妻恩怨責任，就用文遣字的儒家學術根底來看，光武帝可以說是很有才華的。
除了這些以外，在追認陰麗華父、弟為侯的詔文中，用了《詩經·小雅》：“將恐將懼，惟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的句子，都是很恰當的。趙翼所引光武帝的警戒侯霸的另一詔書所日：“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欲以身試法邪?將殺身以成仁邪?”第一句是用了《尚書》中舜流共工於幽州，放 兜於崇山的典故，第四句“殺身以成仁”則是儒家的名句格言。這一璽書，短小精悍，而很有分量，用典就有兩處，真不愧為儒者皇帝。
大司空宋弘給光武帝推薦了名士桓譚到皇帝身邊當議郎、給事中，沒有想到的是光武帝卻把他當作弄臣對待，每有宴會，必召桓譚鼓琴助興。這件事惹起了宋弘很大不滿，便用儒家正統思想給光武帝進諫說：“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沒想到他令朝廷悅鄭衛之聲，這真是臣之罪也。光武帝對宋弘的諫言十分重視，自那次以後再也不用桓譚鼓琴，而且也不再用他當給事中。
又一次，宋弘前去參加光武帝舉行的宴會，見到光武帝所坐的後屏風上畫著許多美女，而且光武帝“數顧視之”。宋弘又諫道：“未見好德如好色者”，這又是孔子的一句名言。光武帝聽了以後立即命人撤去屏風，而且笑著對宋弘說：“聞義則服，可乎”。這“義”，當然是儒家之義。
建武十四年，在朝廷上對用嚴刑還是寬刑的問題引發了一戰場爭論，光祿勳杜林用儒家的道理說服光武帝：“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光武帝聽了以後大為讚賞，最後同意了杜林一派的意見。後來皇太子劉疆自求免去太子而去做東海王時，光武帝想到了杜林，任命他作為東海王傅。史稱為：“故重選官屬，以林為王傅。”為諸王“重選官屬”的標準，就是儒家的思想標準。
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光武帝鄭重對大臣們說：“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聯，況太子乎?”這裏“傅”是指太子傅即太子的老師。這一年太子已經是後來成為明帝的劉莊，光武帝“大會百官”，征求選聘太子傅的人選，有的人想阿諛奉承，於是就違心地推選太子舅父陰識，博士張佚正色進諫說：“今陛下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結果選用了當時最知名的大儒桓榮。
光武帝的太子立嗣，自己身後的葬禮，也都嚴格以儒家的大義為準，和儒經的記載聯係上。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他廢劉疆立劉莊，詔書是以《春秋》大義開頭的：“《春秋》之義，立子以貴”。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為自己百年之後操作陵墓時，將作大匠竇融上言園陵太廣袤，無所用場，光武帝聽了這話對他說：“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不用過於張揚奢費。這都是光武帝遵從儒家古訓的範例。至於國家大的製度，太學規模的設計，朝廷儀禮之設，全遵儒道。
光武帝不但既有才多識，同時又愛惜人才。
光武帝很愛好音樂，曾不止一次地讓桓譚在禦坐前鼓琴，當然後來被宋弘所正色諫止。但他在太學的正式場合，命“諸生雅吹擊磬”，卻可以稱得上是一次盛舉。當然在太學的神聖場合，所吹所奏肯定是儒家所提倡的“雅樂”，這一天光武帝玩得很是盡興的，“盡日乃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