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曉聲“中國病人”的調研報告
楊燕群是我教過的學生。她五年前大學畢業了，一年後考回本校成為研究生，現在又已畢業。
在讀本科時，她表現出了對於寫作的熱愛，漸至癡迷。那時她已發表過幾篇散文和小說，我覺得寫得挺好——因為即便和她一樣對寫作表現出不同程度興趣的同學，所寫大抵是初戀，而她寫了她的阿婆，寫了她家鄉湘西一帶侗鄉裏的一些人和事。以真情懷和情愫寫他者之命運，寫使我們人性變得溫良的事物，是我一向對學子們強調的。那麼，我當然多次鼓勵她，肯定她的寫作意義，並稱讚過她。
這部小說是她的長篇處女作，是她在本科畢業後，工作極不穩定，承受著生存重壓的情況之下寫完的。我如果不是第一個讀者，起碼也是最早讀到的人之一。
我對這部小說的初稿不太滿意，給予她的看法幾乎是否定的。初稿的基本內容是一名文科大學女生畢業之後漂在北京，與三個男人之間有著糾纏不清關係的一個故事。我認為北京不是大學畢業生唯一的生存之地，所以，即使主人公香蘭有值得我同情之處，但我的同情是大打折扣的，對香蘭這一人物的評價是批判式的。而這與燕群的創作初衷是相反的，她要喚起的是讀者對香蘭的大的同情。
那時，這一部小說似乎已很可能出版。我寫了一篇序是《中國病人》，在序中坦率地闡明了我的看法。這一部小說後來沒有出版，而我的序言卻收入了我自己的一部集子。
那對燕群是一件感傷的事——她似乎認為我的序等於對她的處女作判了死刑。她往我的信箱裏投了一封長信，毫不諱言地承認她覺得受到了嚴重的打擊。
她成為研究生之後，我與自己名下的研究生見麵時，往往，她也會到，如同也是我帶的研究生。
我幾次當著別的同學的麵提到她這一部小說，並且幾次問她，難道北京是大學生唯一的生存地？她承認不是的。我又問，那你筆下的香蘭為什麼不肯回到家鄉省份的城市去？難道全中國除了北京之外其他城市都一概必將埋沒人才？她承認也不是那樣。於是我下結論：我認為你筆下的香蘭病就病在這一點。她與三個男人不清不白的關係，與其說是苦難，莫不如說是一種甘願的選擇。
在燕群讀研的三年中，各二級市、地級市的大學生的就業形勢也逐年嚴峻起來。情況發生了根本性逆轉——從前是，從北京高校畢業的學子不屑於回去；現在是，想回也很難回去了。因為在那些城市，大學生找到工作的機會比北京更少，就業也是更難之事了。故我有次對她說，把你的小說改出來吧。你不是將它定名為《漂泊的女兒》嗎？現在對於香蘭，漂泊在北京的命運差不多是無奈的了。
我希望她能在小說中加強香蘭與家鄉和家族人物的關係，要表現這一人物在都市和家鄉之間進退兩難的處境。
現在我讀這一稿，覺得她聽進了我的意見，並且努力那麼改了。盡管如此，我依然覺得，她寫到親人和家鄉時的文字，遠比她寫香蘭與三個男人的關係時更好。大約因為，前者是從心裏流淌出的文字，而後者是為寫那麼一類關係而寫的文字。
我現在開始認為，香蘭這麼一名來自偏遠農村的女大學生與三個北京已婚男人的那一種真真假假、糾纏不清的關係，未必就沒有表現的意義和價值。眾所周知，那確乎也是北京的一種當下世相，也可以說是北京的一種病症。至於香蘭這一人物，我依然覺得她是一個“中國病人”。她在北京被感染上了心靈的“SARS”，不是因為她體質弱，而因為她是來自貧困農村的女孩，更主要的是——她沒了退路。
這樣的香蘭，我認為不但值得同情，而且對於觀察社會病態，也體現著某種病例特征。所以我此篇序還是要在標題中加上“中國病人”四個字。不但香蘭是“中國病人”，那三個男人也是，患的是“中國頹靡時代綜合征”。此疾極具傳染性，對精神的危害大於對身體的危害，最終使人靈魂壞死，變成行屍走肉。
香蘭一再說，我隻不過想有個家……寄希望於此點，也許一個家能保障她的靈魂不至於壞死，或壞死的過程可以慢些。
所以，此序的標題中雖依然有“中國病人”四個字，卻已不包含對小說的否定意味。並且，我肯定的也正是——小說呈現了香蘭這樣一個漂泊在北京的女大學生逐漸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中國病人”的病理過程以及她的無奈、放任自流和恐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