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禧北伐失敗，宋金“嘉定和約”簽訂，國勢愈弱；史彌遠弄權，殺主戰派韓侂胄後，又為秦檜複爵，朝政日非；北方蒙元政權的崛起，為南宋新添了心腹之患。麵對這種慘淡現實，不少文人學者的恢複信心和士氣都已喪失殆盡，即使有識之士，也隻不過呐喊幾聲，悲多於憤，再沒有兩宋之交那樣壯懷激烈了。嘉定二年(1209)，為了籠絡人心，南宋統治者追封朱熹官爵，接著又對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賜諡封爵，祭起了理學前輩的亡靈。到理宗即位後，理學末流真德秀，魏了翁等更是左右文柄，“言理而不言文”。在這種道學氣彌漫的氛圍下，散文的思想約束、情感束縛也更甚於前期，文藝性散文幾近絕跡。因此，南宋後期的散文，不僅遠非北宋可比，較之前期也大為遜色。相對而言，羅大經、嶽珂、周密等所作筆記散文倒有些生氣；而在宋亡之日，幾位烈士和一些遺民，或慷慨悲壯，或放浪江湖，寫下了有時代特色和個人風格的作品。文天祥、謝枋得、謝翱、林景熙、鄧牧等還在散文史上留下了傳世佳作。
第一節伊洛之學與散文的衰變
以孔孟為主，兼取佛道而形成的宋代道學，到南宋前期已達頂峰，有所謂“濂（周敦頤）、洛（程顥、程頤）、關（張載）、閩（朱熹）”四大學派。其中理學、心學之爭，到朱熹時已集其大成。嘉定(1208)以後，真德秀、魏了翁繼承伊洛之學，以“理”為最高哲學範疇，重拾“心是理，理是心”的陳說，實是道學家的末流。這種客觀唯心主義的思想體係，反映在散文創作上，則是“言理而不言文”，甚至以“作文害道”，扼殺人情私欲，使文章成為“正心誠意”之學的輿論工具，談不上文學性、文藝性和審美價值。散文的衰微，也就勢所必然了。
真德秀和魏了翁並稱於時，他們是南宋後期一代道學宗師，又是左右文柄，頗有文名的文章作者。他們的文章也代表了當時散文衰變的麵貌。
真德秀(1178～1235)，字景元，後改希元，建寧浦城（今屬福建）人。史稱“四歲受書，過目成誦”，登慶元五年(1199)進士第，曾任太學正，起居舍人，秘閣修撰和地方官職。又因史彌遠專權，“屢進鯁言”而落職，理宗親政後，官至參知政事。其著述有《西山文集》、《文章正宗》等。
真德秀為南宋後期碩儒，一代宗師。史稱“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但從其奏疏中可知，為人尚屬鯁直敢言，而所言卻未免迂執。如嘉定元年(1208)，韓侂胄已誅，真德秀入對，言曰：
權臣開邊，南北塗炭，今茲繼好，豈非天下之禍。然日者以行人之遣，金人欲多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金人欲得奸臣之首，而吾亦曰可與；往來之稱謂，犒軍之金帛，根括歸明流徙之民，皆承之唯謹，得無滋慢我乎？抑善謀國者，不觀情，觀吾政事。今號為“更化”，而無以使敵情之畏服，正恐彼資吾歲賂以原其力，乘吾備以長其謀，一旦挑爭端而吾無以應，此有識所為寒心。
這些話，將抗金恢複，稱之“開邊”，未免其迂，而對嘉定“更化”，一味妥協，表示“寒心”則直言不諱，不失讜論。但他又說：
胄自知不為清議所貸，至誠憂國之士則名以好異，於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正心誠意之學則誣以好名，於是偽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今日改弦更張，正當褒崇名節，明示好尚。
其實，韓侂胄北伐之舉失之為自謀固位而草率從事，並不在於攘斥忠良之士，更不在於以道學為“偽學”。真德秀認為“褒崇名節”是當時要務，則實屬迂腐。在宋金對峙，民族危亡之時，不言富國強兵之道，而屢言“義理”之學，甚至說“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我朝立國，先正名分”。要求“君臣上下皆當以祈天永命為心”（見《宋史》本傳）。這些“不切時務”之論，不僅談不上治政強國，也沒有打動人心的情感。《宋史》本傳說“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確實令人費解。
真德秀的文章觀念則更為迂腐。他在《跋彭忠肅公文集》中評論漢唐之文，認為隻有董仲舒和韓愈能“發揮義理，有補世教”，而宋文之盛又超過漢唐，濂洛諸公之文，如《太極》、《西銘》，“非董、韓之可匹”。把理學家之文，講學之作，推崇為天下第一流文章，固然是他作為一己之見的表現，但他卻還要求天下之人都同於己，這就不僅偏激，而且迂腐。如，他編選《文章正宗》，“持論嚴刻”，選文章，“論理而不論文”，還欲強行天下，使天下之文都以此為“正宗”。這一點，當時就很不得人心，時人“以此忌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也評論說：“德秀雖號名儒，其說亦卓然成理，而四五百年以來，自講學家以外，未有尊而用之者。豈非不近人情之事，終不能強行天下歟！”但真德秀以一代名儒，“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雖“不近人情”，卻對當時文人和散文創作造成了深遠的負麵影響。
魏了翁(1178～1237)，字華父，邛州蒲江（今屬四川）人，與真德秀同年生，又同年進士。他雖不講“作文害道”，但講“義理之學”，上疏言事亦以“義理所安”為天，“非此心之外別有所謂天地神明也”。他說“進學不明，風俗浮淺”，應“丕闡正學，圖為久安長治之計”，每見理宗，均“請厚倫紀，以弭人言”（見《宋史》本傳）。
魏了翁為人亦率直，能“犯顏敢諫”、“言人所難”。如開禧元年(1205)指責韓侂胄北伐之舉是“未見可以勝人之實”，“舉天下而試於一擲”，令眾人“大驚”。史彌遠“專國事”，“了翁察其所為，力辭召命”；史彌遠死，理宗親政，複出為官“疏列萬言”指陳時弊，六個月內連上二十餘次奏疏，號稱“知兵體國”。不過，魏了翁雖官至“僉書樞密院事”，以“資政殿大學士、通奉大夫”致仕，但一生業績不在政事，而在於講學。開禧三年(1207)丁父憂，築室白鶴山，“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人稱“鶴山先生”；知眉州“朔望詣學宮，親為講說”；嘉定十年(1217)，知潼川府，蜀之名士，“造門受業”；紹定初被劾“欺世盜名”，“朋邪謗國”，降職居靖州，“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裏負書從學”，著《九經要義》百卷。今存《鶴山先生大全集》亦多講學之文。
魏了翁重道輕文，但他的文章觀念較之真德秀要通達一些。如《楊少逸不欺集序》說：“人之言曰：‘尚辭章者乏風骨，尚氣節者窘辭令。’某謂不然。辭雖末技，然根於性，命於氣，發於情，止於道，非無本者能之。”肯定“辭章”，認為文辭雖是“末技”，但又是“性、氣、情、道”之“本”，這與“作文害道”之論是不同的。他的《唐文為一王法論》讚揚韓愈“《原道》一書，汪洋大肆；《佛骨》一表，生意凜凜，正聲勁氣巍然”，認為能“立唐文章之王法”。不僅講究“生意”、“正氣”，而且認為文章有“法”，可見與真德秀“言理不言文”大有區別。魏了翁的文章也寫得“紆徐宕折，出乎自然”（《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162），有的甚或“倏然於流俗外”，但“南宋之衰，學派變為門戶”，魏了翁“獨以窮經學古，自為一家”，卻未能在散文創作上振衰除弊，他的作品也全在張皇道學。如他在嘉定十七年(1224)分析當時風俗之弊：“蓋人之心，公則一致，私則萬殊。……故論今日風俗之弊者，莫不議其尚同也，而臣則疑其未嚐有同也。進焉而柔良，退焉而剛方；麵焉而唯唯否否，背焉而戚戚嗟嗟。……蹤跡詭秘，朋友有不及知；情態橫生，父子有不相悉。”（《論士大夫風俗》）對這種衰世風俗，魏了翁的觀點不同流俗，分析也頗為剴切，但如何拯救風俗之弊，他卻不免其迂。在《論敷求碩儒開闡正學》中說：
臣自去歲嚐以士習之弊告於先帝，大抵謂今之士蹤跡詭秘，見利則趨，脫有緩急，不可倚仗。今不幸而言中。小則賣友以求免，大則賣國以偷生。雖其自麗典刑，然已有傷國體。不及今圖所以久安長治之道，而隨事隨救，雖嚴刑峻法，比而誅之，不能禁也。
正當史彌遠弄權，朝政日非，賄賂公行之時，理宗即位，隻是傀儡，“終夕不安”；魏了翁和真德秀等亦為權奸所忌。了翁“無所忌避”，上疏之言也慷慨激昂，但他不以“嚴刑峻法”為然，認為是“講學不明”，欲立其大本，則在“敷求碩儒，丕闡正學”。這種道學腐語，也並不比真德秀高明多少。
真德秀、魏了翁在南宋衰世，為政、講學，其人品、業績，都頗相似，他們為文，也代表衰世之風。在他們之後，文壇寢成風氣，散文的衰變更為嚴重。周密《癸辛雜識》續集卷下曾記述吳興老儒沈仲固的一席話，很能概見其大端：
其徒有假其名以欺世者，真可以噓枯吹生。凡治財賦者，則目為聚斂；開閫邊者，則目為粗材；讀書作文者，則目為玩物喪誌；留心政事者，則目為俗吏。其所讀者止《四書》、《近思錄》、《通書》、《太極圖》、《東西銘》、《語錄》之類。自詭其學為“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故為之說曰：“為生民立極，為天地立心，為萬世開太平，為前聖繼絕學。”其為太守，為監司，必須建立書院，立諸賢之祠；或刊注《四書》，衍輯《語錄》，然後號為賢者，則可以釣聲名，致膴仕。而士子場屋之文，必須引用以為文；則可以擢巍科，為名士。否則，立身如溫國，文章氣節如坡仙，亦非本色也。於是天下競趨之。稍有議及其黨，必擠之為“小人”，雖時君亦不得而辨之矣。其氣焰可畏如此。然夷考其所行，則言行了不相顧，卒皆不近人情之事，異時必將為國家莫大之禍，恐不在典午清談之下也。
周密記述這段話後，感慨“尊崇道學”、“以致萬事不理，喪身亡國”，“仲固之言，不幸而中”。我們從其中所說“讀書作文者則目為玩物喪誌”；“文章氣節如坡仙，亦非本色”；場屋之文“天下競趨之”，也可以得知，當時文章的“不近人情”，已是普遍現象，散文的衰落，道學統治實為禍首。
第二節周密等人的筆記散文
南宋之末，筆記散文又有振起之勢。嶽珂的《桯史》，羅大經的《鶴林玉露》，吳自牧的《夢梁錄》，俞文豹的《吹釗錄》，張端義的《貴耳集》，以及周密的《癸辛雜識》等等，就是這一時期比較重要的筆記著作。這些筆記作者，麵對國家危亡、內憂外患叢雜嚴峻的慘淡現實，頭腦比較清醒，既不滿於真德秀等道學家末流的迂腐、欺世之理，也反對束縛本性，“不近人情”的虛偽、空疏之文。他們直麵社會、人生，關心時政，或揭露黑暗，褒貶人物；或記述遺聞軼事，臧否善惡；或評論詩文、道學，是是非非，既有憤世疾俗的真情實感，也有較為流暢、生動的筆調。所寫作品雖然嚴格說也還不是散文創作，甚至介於“詩話、語錄、小說”之間，“大抵詳於議論而略於考證”（《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但比起“正心誠意”的道學說教和當時“天下競趨之”的“釣聲名，致膴仕”的場屋之文來，卻大異其趣，既具有思想、史料價值，也具有相當的文學審美價值。本節僅以周密、嶽珂、羅大經的筆記散文為例。
周密(1232～1298)，字公謹，號草窗，先世濟南人，南渡後遷居湖州（今屬浙江）的弁山，又號弁陽老人、四水潛夫。他在宋理宗淳祐間做過義烏縣令，後來流寓杭州。他是著名詞人，其筆記雜著《武林舊事》、《齊東野語》、《癸辛雜識》中，懷念故國之情，時露筆端；“謔醉談笑”、“抵掌劇談”，行文流暢，在當時亦是“去取不謬、好惡不私”（《癸辛雜識》自序）的史料和能“獻一時之笑，或起千古之悲”的散文。
周密對“宋末講學之弊”深為不滿。《癸辛雜識》續集卷下有一篇《道學》“尤言言炯戒，有關於世道人心”，對道學家“假其名以欺世”的“卒皆不近人情之事”的指斥是很有代表性的。他說，少年時聽沈仲固論道學家言行，“必將為國家莫大之禍”，他曾“嘻其甚矣”，認為言之太過。但到了“淳祐間”，卻感歎確如沈氏所言。他說：“至淳祐間，每見所謂達宮朝士者，心憒憒冬烘，弊衣菲食，高巾破履，人望之知為道學君子也。清班要路，莫不如此。然密而察之，則殊有大不然者。然後知仲固之言不為過。蓋師憲當國，獨握大柄，惟恐有分其勢者，故專用此一等人，列之要路，名為尊崇道學，其實幸其不才憒憒，不致掣其肘耳。以致萬事不理，喪身亡國。”他的另一篇《蹇材望》描述一名欺世盜名的兩麵派人物，更為生動形象：
蹇材望，蜀人，為湖州悴。北兵之將至也，蹇材望毅然自誓必死。乃作大錫牌，鐫其上曰“大宋忠臣蹇材望”。且以銀二笏鑿竅，並書其上曰：“有人獲吾屍者，望為埋葬，仍見祀，題雲‘大宋忠臣蹇材望’。此銀所以為埋葬之費也。”日係牌與銀於腰間，隻伺北軍臨城，則自投水中；且遍祝鄉人及常所往來者。人皆憐之。
丙子(1276)正月旦日，北軍入城。蹇已莫知所之，人皆謂之溺死。既而北裝乘騎而歸，則知先一日出城迎拜矣。遂得本州同知。鄉曲人皆能言之。
這種人，口說為國死節，而元兵入城，先已屈膝求榮，實為叛賊。作者隻記述人物言行，不加評論，而譏刺辛辣，是一篇很生動的散文精品。
周密《武林舊事》中的《觀潮》更是一篇精彩的文章：
浙江之潮，天下之偉觀也。自既望以至十八日為最盛。方其遠出海門，僅如銀線；既而漸近，則玉城雪嶺，際天而來，大聲如雷霆，震撼激射，吞天沃日，勢極雄豪。楊誠齋詩雲“海湧銀為郭，江橫玉係腰”者是也。
每歲京尹出浙江亭教閱水軍，艨艟數百，分列兩岸，既而盡奔騰分合五陣之勢，並有乘騎弄旗標槍舞刀於水麵者，如履平地。倏爾黃煙四起，人物略不相睹，水爆轟震，聲如崩山；煙消波靜，則一軻無跡，僅有“敵船”為火所焚，隨波而逝。
吳兒善泅者數百，皆披發文身，手持十幅大彩旗，爭先鼓勇，溯迎而上，出沒於鯨波萬仞中，騰身百變，而旗尾略不沾濕，以此誇能。而豪民貴宦，爭賞銀彩。
江幹上下十餘裏間，珠翠羅綺溢目，車馬塞途。飲食百物，皆倍穹常時，而就賃看幕，雖席地不容閑也。禁中例觀潮於“天開圖畫”。高台下瞰，如在指掌。都民遙瞻黃雉扇於九霄之上，真若簫台蓬島也。
浙江潮的雄奇豪壯，潮來前水軍的檢閱，潮來時弄潮演習的分合變化，吳兒的精彩競賽，都市民眾的觀潮情景，一一攝於筆底，就像一幅幅圖畫，呈現出神仙般的都市生活場麵，美不勝收。作者於宋亡之後寫《武林舊事》，意在追懷往昔，感慨係之，往往有“惻惻興亡之隱”（《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這篇文章雖寫偏安一隅的浙江觀潮之盛，實亦有“時移物換”的興亡之感。文章記錄昔日風俗之盛，自有其史料價值，而如果從散文角度審視，又確是一篇極具文學美質的佳作，其藝術品位，亦具“坡仙”山水散文本色。
嶽珂(1183～1260)，字肅之，號亦齋，又號倦翁，是嶽飛之孫，嶽霖之次子。他長於經學，工於詞章，著述甚富。其《桯史》十五卷，記兩宋朝野見聞，可補史傳之缺。毛晉說“唐迨宋元，稗官野史，盈箱溢篋，最著若《朝野僉載》、《桯史》、《輟耕錄》者，不過數種。”（《津逮秘書》本毛晉跋）他還認為《桯史》不僅可補正史之缺，亦如歐陽修之文，“都率筆書之”，即有“一種深情妙手可以意逆而不忍明言者，意或有在矣”。嶽珂自己在序言中也說其書為“良史”，但又“戲笑近謔，辭章近雅，辯論近縱，諷議近約”。可見，作者在寫作手法、遣詞造句、布局謀篇等方麵還是很講究的。如《秦檜死報》雲：
秦檜擅權久，大誅殺以脅善類。末年，因趙忠簡之子汾以起獄，謀盡覆張忠獻、胡文定諸族。棘寺奏牘上矣。檜時已病，坐格天閣下，吏以牘進，欲落筆，手顫而汗。亟命易之。至再，竟不能字。其妻王氏在屏後搖手曰：“勿勞太師。”檜猶自力，竟仆於幾，遂伏枕數日而卒。獄事大解，諸公僅得全。
這一段寫秦檜之死，敘及陰謀誅殺無辜，以致“手顫而汗”、“竟仆於幾”，“諸公”得全其族。雖文字簡括，卻也生動。其妻王氏“屏後搖手”，更為形象。文章至此，再寫趙汾在獄中“竟不知加以何罪”，待秦檜死耗傳出，“獄吏皆來賀”；張忠獻因趙汾係獄，正晝夜不安，忽有一男子“喘臥簷下，殆不能言”，灌以湯餌方蘇醒，原來是其故吏，聞秦檜已死，急欲報告，星夜奔馳，故累得倒地說不出話來；聽說此消息後，張忠獻等“歡聲如雷”。又說，王盧溪流放夜郎，因檜死而得以自便，高興得寫詩題壁誌喜。其中有“二十年興縉紳禍，一終朝失相公威……當日弄權誰敢指，如今憶得姓依稀”。這些文字雖然較詳贍，但又詳略得當。如最後寫謝任伯之子之事，則僅以“《揮塵錄》詳記之，與夜郎守略同”而不備述。此外，《開禧北伐》、《優伶詼語》、《朝士留刺》，記史事、諷秦檜，都寓莊於諧，頗含深意。《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桯史》“大旨主於寓褒刺，明事非，借物論以明時事，非他書所載徒資嘲戲者比”。這一評論是公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