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也是傳統散文發展和繁榮的輝煌時期。這一時期的散文，在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長期創作實踐和理論探索的基礎上，真正從經史、哲學、律令和應用文中獨立出來，發展了創作技巧，提高了審美價值，成了文學領域的重鎮。雖然隋唐、兩宋也有過短暫的動亂，但這一時期的社會相對穩定，經濟空前發達，思想相對自由，文化環境相對寬鬆和充滿生機。散文作家不僅和詩人、詞人一樣充滿信心和豪氣，而且征文射策、殫精竭慮以詩文躋身仕途、借此實現自己的修齊治平的理想，提升自己的人生價值。因此，散文領域，名家、大家蔚起，作者之眾、作品之多前無可匹。清代董誥等人編寫的《全唐文》和陸心源的《唐文拾遺》、《唐文續拾》，計有1088卷，作品達2萬餘篇，作家3300多人。宋代散文，南宋呂祖謙編有《宋文鑒》，清人莊仲方輯有《南宋文範》，但都不全，據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輯的《全宋文》計，作品已達10萬餘篇，作家亦有5000餘人。唐宋散文，不僅作品作家的數量空前，而且更突出地表現在創作質量之高，題材、體裁、風格、流派的多樣化以及對後世的巨大影響等方麵。“唐宋八大家”更是後人模仿的榜樣，代表著中國傳統散文的最高成就。
以唐代而言，散文的根本變化是在中唐，但其發展曆程則可以追溯到隋和唐初。早在隋代開國之初，李諤及隋文帝就不滿於六朝浮華文風，並采取了一些興革文風的舉措，隻是時間甚短，積習難改，時俗之文，卻變化不大。唐承隋製，開科取士，不僅總結了隋亡以前的曆史經驗，廣開才路和實行開明政治，而且勵精圖治，很快出現了“貞觀之治”。政治上、思想上的相對開明，解除了文人的顧慮；國力的強盛又振奮了文人的信心。因此，初唐之文，思想、情感有了根本性變化。不僅魏征等重臣敢於以文章直言極諫，而且不肯與治世俯仰的王績也敢於發發牢騷，四傑和陳子昂等才高位卑的文士，更是長風一振，以風雅革浮侈，倡複古風。他們的文章，使積年綺碎，一朝清廓，文風大變。雖然武周時期從統治思想到政權機構都有很大變化，還出現過李嶠、蘇味道、崔融等禦用文人，但複古反駢的呼聲仍然甚高。
盛唐之文，駢體興盛，表麵看，似乎有所倒退，但實質上，也在發展。一方麵駢文自身疆域開放，大手筆張說、蘇頲為文，引散入駢，丕變習俗；王維、李白、任華等駢散兼擅，一掃空疏文風，有盛唐氣象。另一方麵盛唐散體之作相對於唐初也有較大發展，尤其是天寶時期散文更有成就，盛世危機和憂患之感也相當突出。安史之亂前後，更有蕭穎士、李華等嶄露頭角，提出了效法三代古文的複古口號。其後，又有元結、獨孤及、梁肅、柳冕等憤世嫉邪，為文複古。而身居宰輔的駢文家陸贄寫的輔世救失之文，筆酣辭暢，不用事用典，也是開國以來不曾有過的駢體文的自贖。
中唐之文，既是對前朝古文先驅者的繼承和發展。又是配合朝政改革，從文風到文體的一次徹底革命。麵對安史亂後朝政日非，割據勢力的猖獗、佛老思想的盛行，許多文人以天下為己任，或幹謁求進，或作官行道，興利除弊之文日趨增多，誌道明道之心日見急切。韓愈、柳宗元就是在這種情勢下崛起於貞元、元和之間，並成了古文運動的領袖和旗手。他們用“文以明道”為綱領，以複古革新為旗號，傳道授徒，或以文示範，在其周圍團結起大批同輩和晚輩文士，摧陷廓清，所向無敵，確立起一種崇儒載道、單句散行的散文新文體——“古文”。李觀、歐陽詹、劉禹錫、白居易是韓、柳的朋友和同輩，樊宗師、李翱、皇甫湜、呂溫、吳武陵等是韓、柳的朋友或晚輩。一時間，群星璀燦，可稱文章盛世。
韓、柳之後，古文運動的洪峰已過去，但韓柳的朋友和韓門弟子還在，故餘波仍然洶湧。正如劉師培所雲：“習之、持正、可之，皆奉韓文為圭臬，古質雄渾，唐代罕倫。”（《南北文學不同論》）但是，進入晚唐，雖然仍有杜牧、孫樵等延續著古文運動的餘緒，古文創作卻明顯衰落，而李商隱等人的四六之文卻更能吸引讀者。這種趨勢表明，朝政改革的連續失敗，朝廷和社會的各種矛盾激化，文人匡時濟物的信心逐漸低落，而海內將傾，天下將亂的時局使不少文人沉湎於聲色，文化風尚已發生巨變。駢文的回潮，雖是大勢所趨，但唐末的皮日休、陸龜蒙、羅隱等卻仍以其雜文小品憤激抗爭，在一塌糊塗的泥塘裏放出了光輝。
五代十國，天下分裂，世風愈下。雖有少數文士有孤憤、有激情，甚至宗韓學柳，欲力挽頹波，也寫了一些有影響的雜文短論，但既無唐人的氣魄，也缺乏韓、柳的才力。駢文複熾，古文衰微，而中國古代散文新局麵的開創，也隻能期待於宋人卷土重來了。
唐代散文的曲折曆程，特別是古文運動由醞釀、興起、形成高潮，到最後衰落的曆史進程告訴我們，文學的發展也同社會的發展一樣，並非一帆風順。正如列寧在《卡爾·馬克思》一書中所說：發展好像是重複著以往的階段，但卻是用另一種方式，在更高的基礎上重複著以往的階段。正是從這一角度審視，宋代散文的發展，特別是以歐陽修、蘇軾等為領袖的新古文運動的巨大成功和徹底勝利的結局，就具有極為重要的地位。
宋代，是繼唐代之後散文發展中的重要階段，但這一階段也道路坎坷，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變化和特點。《宋史·文苑傳》說：“藝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奪武臣之權，宋之尚文，端本於此。”宋代統一之初，確實重文，對文人的政治、生活待遇比曆代優渥，興學育人，開科取士，都比唐代有更大發展，文人的仕途、言路也更為開闊。但文章卻仍沿五代餘習。從太祖到真宗的五六十年間都大致如此。當然，國家的統一，文人地位的提高，為文喜論政、言兵，好發議論，也敢抒己見，充滿自豪感，在文章內容、格調上與五代比不可同日而語，但楊億、劉筠和由南唐入宋的徐鉉，猶襲唐人聲律之體，“屬對精切，致意縝密”（《宋史·文苑傳》）仍是時文。在“楊劉風采，聳動天下”的宋初，也有不滿“時文”而為古文的先行者，如楊億之前的柳開、王禹偁即是佼佼者。但他們的衛道之文，或失之澀，或失之古淡，不為學者所稱，而他們逝世之後，穆修、石介等人更是與“四六”時文對抗，但也遠未形成“時文”的抗衡勢力。
宋文的發展變化和基本定型是在宋仁宗時期。這一時期從天聖、慶曆年間(1023～1048)範仲淹等人的朝政改革開始，到嘉祐年間(1056～1063)達於極盛，無論從內容、題材還是文風文體都奠定了有宋一代散文的特色。其中最傑出、最有代表性的則是詩文改革家和新古文運動的領袖歐陽修。蘇軾在《居士集敘》中指出：
愈之後二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悅者，嘩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
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今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諫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
蘇軾的評價，真實而又中肯。歐陽修領導的古文運動，雖推重韓愈，但無論在古文理論上，還是在創作實踐、培養後進等方麵，都與唐代古文運動同中有異，故我們稱之為“新古文運動”，蘇軾則稱歐陽修為“今之韓愈”。歐陽修生前為長輩或同輩文人學者尊崇，身後亦為後學稱讚。這一時期，“號稱多士”，如範仲淹、宋祁、孫複、張景、尹源、尹洙、石介、蘇舜欽以及稍後的曾鞏、王安石、蘇軾父兄等都是有影響的作家，但毫無疑義，宋代文風、文體的變化和定型，歐陽修功績最偉，最大。
我們說宋代散文與唐文比，突出特色在於平易自然，人文化傾向和書卷氣更濃，參與意識和憂患意識更強烈。這些特色，是北宋歐陽修等人所奠定，但並非說此後就沒有變化，沒有發展。如北宋後期，蘇軾及其影響下的作家，就進一步發展了北宋之文，使之趨於成熟。不僅自然，而且流暢，如“行雲流水”；不僅平易，而且“隨物賦形”，風格多樣，文學審美價值更高。王安石、曾鞏、司馬光等，與歐陽修、蘇軾也有所區別。王安石更務實致用，曾鞏更重道，司馬光更重史。此外，還有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等道學家之文，多言心性。至於北宋末年，國家積貧積弱已進入衰世，文章也盛極而衰。蘇軾晚年曾感慨言之：“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實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好使人同己。”他肯定王安石的文章，但指責其以經義取士，“好使人同己”，影響了文風。他還把複興文章的希望寄托在張耒等後學身上：“仆老矣，使後生猶得見古人之大全者，正賴黃魯直、秦少遊、晁無咎、陳履常與君等數人耳。”（以上見《答張文潛書》）雖然黃庭堅、秦觀、晁補之、陳師道、張耒等多才多藝，文章也各有特點，但成就遠遜於歐、蘇。
南宋散文一向不為後世所重視，一是沒有散文名家；二是歐、蘇等已奠定了有宋一代散文的基本風神格調。但是曆史演變至南宋，時代發生了巨變，與社會和生活最貼近的散文也變化甚大。總體上說，藝術性散文有所衰減，而務實致用的散文空前增加，好發議論的傳統進一步發揚，筆記散文大量湧現。而文風亦與歐、蘇能一脈相承。具體而論，則可分為前、後兩個不同時期。
南宋前期，因“靖康之變”，半壁江山淪喪，國人震驚，愛國誌士痛心疾首，論兵議政，激揚文字者，十分廣泛。陳東、胡銓、宗澤、嶽飛等直言讜論，正氣凜然。陳亮、辛棄疾等各言事論兵，如天風海雨般氣勢逼人；陸遊、葉適、朱熹等詩人學者為文亦重視社會功能，濟時熱情很高。陸遊在《陳長翁文集序》中說：“我宋更靖康禍變之後，高皇帝受命中興，雖艱難顛沛，文章獨不少衰。得誌者司詔令，垂金石，流落不偶者，娛憂抒憤，發為詩騷。視中原盛時，皆略可無愧，可謂盛矣。”陸遊是兼指詩文而言，但散文作者之眾，作品之多也是客觀事實。雖然從隆興和議(1164)至開禧北伐(1206)的四十餘年，偏安江左的氣氛較濃，慷慨之氣漸衰，但不少作者愛國之心不衰，仍在奮筆耕耘。如辛棄疾的《十論》、《九議》，葉適的《論恢複》就是這一期間所寫；而大量的筆記雜文，如陸遊的《入蜀記》、《老學庵筆記》，範成大的《攬轡錄》、《吳船錄》，洪邁的《容齋隨筆》，樓鑰的《北行日錄》等等，都是這一期間的作品。葉適、周必大、朱熹、陸九淵等學者、理學家也主要活躍於這段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