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再複先生是當代中國傑出的文學理論家和散文作家。他以文學批評和文學研究稱著，同時又是一位不斷突破自我的思想家。再複先生的學術成就，特別體現在對文學的宏觀把握和理論提升上。他從作品文本切入，長期探索人性的奧秘和文學的真諦，在中國文學研究和人文科學研究領域都獨辟蹊徑，自成氣象。
劉再複先生學術曆程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從20世紀70—80年代的魯迅研究開始，出版和發表了《魯迅美學思想論稿》、《魯迅傳》以及其他魯迅研究論文，對80年代初期中國的思想解放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在研究魯迅的過程中，他自身深受魯迅的啟迪，如他自己所說，魯迅“作為中華民族大苦悶的總象征，光芒一直照耀著我的靈魂。如果沒有魯迅，我也許不會如此熱愛思想和如此進入思想的深處”。第二，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再複先生圍繞“文學與人性”的命題展開探索。他針對以往幾十年中國文學的政治化偏頗，提出“人物性格二重組合原理”，出版《性格組合論》，繼之又著《論文學主體性》，還與林崗合著《傳統與中國人》，開創了中國文學和文化研究的新格局。
他對文學主體性的求索和成就，從根本上推倒了“蘇俄理論模式”，引領了新時期文學的一代風氣，在中國文學史上寫下了不同凡響的一頁。第三，漂流海外以後，再複先生更不辭艱辛地在文學、思想的園地裏勤奮耕耘，並把視野投射到全世界範圍，超越國家民族邊界，將關懷推向全人類。他既是一位充滿生命激情的詩人，又是一位在廣闊的理論領域裏不斷求索的思想者，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他都在自己確定的三種精神道路上探索前行，即在文學研究、散文創作和人文思索上發出醒人耳目的聲音。在這期間，他出版了《放逐諸神》、“紅樓四書”、《雙典批判》、《李澤厚美學概論》，並與林崗合著出版了《罪與文學——關於文學懺悔意識與靈魂維度的考察》，與李澤厚先生合著出版了《告別革命》，其影響更是非同一般。
劉再複先生的著作涉獵範圍十分廣泛，融貫古今文學、曆史、哲學等各個領域。要將再複先生的思想和學術在一兩冊選本中反映出來，是很難做到的。編輯時隻能采選部分具代表性的文章，側重於文學批評，以期給讀者一個概貌。
全書分五輯，共十八篇。第一輯，從曆史的角度概說中國文學。其中選收《中國大百科全書·文學卷》的頭條即總論（與周揚共同署名），此論反映了劉再複先生對中國文學的宏觀理解。另一篇（《中國現代文學的整體維度及其局限》）則是對中國現代文學精神內涵的整體把握。這兩篇合成一輯，可視為劉先生的中國文學宏觀史論。
第二輯選了三篇，是劉再複先生關於古典文學經典的評述。劉先生把《紅樓夢》視為中國古代小說的“正典”，稱它為中國的“原形文化”；把《水滸傳》、《三國演義》視為“負典”，把它稱做“偽形文化”。我從一百多萬字的“紅樓四書”和《雙典批判》中選擇三篇，隻能涵蓋劉再複先生對古代文學論述的一小部分。
第三輯選了五篇。魯迅研究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是劉再複先生的研究出發點，這方麵的著述很多，從《魯迅美學思想論稿》到《現代文學諸子論》，從《放逐諸神》到《共鑒“五四”》，內容非常豐富，獨到見解很多，選擇時感到更為困難。在難以處理的情況下，我把有關魯迅的部分幾乎全部放下，盡可能地選擇最近十年發表的現代文學評論文章。
第四輯是“當代文學論”。劉先生是著名的當代文學批評家，在海內外享有很高的聲譽。僅高行健就寫出一部《高行健論》。縱觀劉先生的當代文學評論，可以看到他的評論分兩類，一類是綜合性批評；一類是個案（單個作家作品）批評。因編輯限製，編選時隻側重於綜合性評論，也照顧了特殊個案。
第五輯是在20世紀80年代引發全國性討論的“文學理論”。這方麵劉先生出國之前就有《性格組合論》、《論文學主體性》等論著，出國後又有許多新的論述。我的辦法是選擇20世紀80年代兩篇有代表性的文章，至於他的新世紀的新理論，則側重從《罪與文學》中選取；我個人喜歡他最近發表的天才現象論，所以也擠上了“十八題”。
向讀者朋友們交代這幾輯的編選情況，主要是訴說苦衷，以讓讀者原諒我這“掛一漏萬”的難以周全的工作，好在我另外編選了一套《劉再複論文學》，篇幅大約是此書的四倍。篇幅寬鬆，反而更好編選，少了許多選擇的艱難，多了許多從容的愉快。前些年我編了十卷本的《餘英時文集》並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高興之時又接著編選劉再複文學選集，更是高興，這得感謝此書的策劃者周青豐先生和為我搜集打印許多論文的葉鴻基先生。
沈誌佳
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
2010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