誌摩的最動人的特點，是他那不可信的純淨的天真，對他的理想的愚誠，對藝術欣賞的認真，體會情感的切實，全是難能可貴到極點。他站在雨中等虹，他甘冒社會的大不韙爭他的戀愛自由；他坐曲折的火車到鄉間去拜哈岱，他拋棄博士一類的引誘卷了書包到英國，隻為要拜羅素做老師，他為了一種特異的境遇，一時特異的感動，從此在生命途中冒險，從此拋棄所有的舊業，隻是嚐試寫幾行新詩——這幾年新詩嚐試的運命並不太令人踴躍，冷嘲熱罵隻是家常便飯——他常能走幾裏路去采幾莖花，費許多周折去看一個朋友說兩句話；這些，還有許多，都不是我們尋常能夠輕易了解的神秘。我說神秘，其實竟許是傻，是癡！事實上他隻是比我們認真，虔誠到傻氣，到癡！他愉快起來他的快樂的翅膀可以碰得到天，他憂傷起來，他的悲戚是深得沒有底。尋常評價的衡量在他手裏失了效用，利害輕重他自有他的看法，純是藝術的情感的脫離尋常的原則，所以往常人常聽到朋友們說到他總愛帶著嗟歎的口吻說：“那是誌摩，你又有什麼法子！”他真的是個怪人麼？朋友們，不，一點都不是，他隻是比我們近情，比我們熱誠，比我們天真，比我們對萬物都更有信仰，對神，對人，對靈，對自然，對藝術！
朋友們我們失掉的不止是一個朋友，一個詩人，我們丟掉的是個急難得可愛的人格。
至於他的作品全是抒情的麼？他的興趣隻限於情感麼？更是不對。誌摩的興趣是極廣泛的。他始終極喜歡天文，他對天上星宿的名字和部位就認得很多，最喜暑夜觀星，好幾次他坐火車都是帶著關於宇宙的科學的書。他曾經譯過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並且在一九二二年便寫過一篇關於相對論的東西登在《民鐸》雜誌上。他常向思成說笑：“任公先生的相對論的知識還是從我徐君誌摩大作上得來的呢，因為他說他看過許多關於愛因斯坦的哲學都未曾看懂，看到誌摩的那篇才懂了。”今夏我在香山養病，他常來閑談，有一天談到他幼年上學的經過和美國克萊克大學兩年學經濟學的景況，我們不禁對笑了半天，後來他在他的《猛虎集》的“序”裏也說了那麼一段。可是奇怪的！他不象許多天才，幼年裏上學，不是不及格，便是被斥退，他是常得優等的，聽說有一次康乃爾暑校裏一個極嚴的經濟教授還寫了信去克萊克大學教授那裏恭維他的學生，關於一門很難的功課。我不是為誌摩在這裏誇張，因為事實上隻有為了這樁事，今夏誌摩自己便笑得不亦樂乎！
此外他的興趣對於戲劇繪畫都極深濃，戲劇不用說，與詩文是那麼接近，他領略繪畫的天才也頗為可觀，後期印象派的幾個畫家，他都有極精密的愛惡，對於文藝複興時代那幾位，他也很熟悉，他最愛鮑蒂切利和達文騫。自然他也常承認文人喜畫常是間接地受了別人論文的影響，他的，就受了法蘭（ROGER FRY）和斐德（WALTER PATER）的不少。對於建築審美他常常對思成和我道歉說：“太對不起，我的建築常識全是RUSKINS那一套。”他知道我們是討厭RUSKINS的。但是為看一個古建的殘址，一塊石刻，他比任何人都熱心，都更能靜心領略。
他喜歡色彩，雖然他自己不會作畫，暑假裏他曾從杭州給我幾封信，他自己叫它們做“描寫的水彩畫”，他用英文極細致地寫出西（邊？）桑田的顏色，每一分嫩綠，每一色鵝黃，他都仔細地觀察到。又有一次他望著我園裏一帶斷牆半晌不語，過後他告訴我說，他正在默默體會，想要描寫那牆上向晚的豔陽和剛剛入秋的藤蘿。
對於音樂，中西的他都愛好，不止愛好，他那種熱心便喚醒過北京一次——也許唯一的一次——對音樂的注意。誰也忘不了那一年，克拉斯拉到北京在“真光”拉一個多鍾頭的提琴。對舊劇他也得算“在行”，他最後在北京那幾天我們曾接連地同去聽好幾出戲，回家時我們討論的熱毛，比任何劇評都誠懇都起勁。
誰相信這樣的一個人，這樣忠實於“生”的一個人，會這樣早地永遠地離開我們另投一個世界，永遠地靜寂下去，不再透些許聲息！
我不敢再往下寫，誌摩若是有靈聽到比他年輕許多的一個小朋友拿著老聲老氣的語調談到他的為人不覺得不快麼？這裏我又來個極難堪的回憶，那一年他在這同一個的報紙上寫了那篇傷我父親慘故的文章，這夢幻似的人生轉了幾個彎，曾幾何時，卻輪到我在這風緊夜深裏握吊他的慘變。這是什麼人生？什麼風濤？什麼道路？誌摩，你這最後的解脫未始不是幸福，不是聰明，我該當羨慕你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