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人不敢在候機樓裏待著，便想走出去碰碰運氣，看能不能租輛車子到使館。從國內出發時，李玥他們得知我駐利比亞使館距的黎波裏機場也就一二十分鍾的車程。
“你們是國內來的工作組嗎？”正在李玥、劉翔四處張望時，一個急匆匆的中國人過來問。
“是,你是……”
“我是使館的政務參讚王旭宏。”
“哎呀，是你啊,老王！我們都急死了，半天也聯係不上你們呀！”李玥一把摟住王旭宏說，“我們一起來的人還沒下飛機呢！”
王旭宏一聽便說：“那我先進去把他們接出來。”王旭宏哪能想到平時幾分鍾的事，這回他用了一個多小時才辦成。這讓費明星他們整整在飛機上待了近兩個小時。
“我們的人在哪兒？我去看看。”費明星一到候機樓，第一件事就是想看看自己的同胞——他知道他們已經在機場待了三天三夜。“這個鬼地方，待一天煩死，待兩天臭死，待三天想吊死都找不著地方！”接應的王旭宏指著擠得裏三層外三層的候機大廳，對費明星一行說。大使館於21日開始就在這兒準備送一批同胞出去，可就是出不去。現在在機場有兩三百人，多數是婦女和兒童。
“你帶我去跟機場的人說說，我要帶我們的同胞馬上離開這兒。”費明星提出。
“隻能試試看。”王旭宏說他這幾天幾乎天天來跟機場的人說，希望他們安排中國人離開，但沒一次是成功的。
費明星不懂阿拉伯語，見王旭宏嘰裏咕嚕跟機場管理人員說了半天沒什麼效果，便把王旭宏拉到一邊說：“你當翻譯，我去試試。”
於是費明星走到一位官員模樣的利比亞人麵前，說：“我是中國政府派到這兒來接人的，希望你們幫個忙。”利比亞人隻管搖頭，並不答應。費明星又說：“我們接人是為了他們的生命安全，這是因為你們國內發生了狀況，所以我們才這樣做的。”
費明星為了贏得對方的好感，便編了一個故事，說他家鄉四川的人一講起非洲，就會說非洲是中國的朋友。“既然我們中國與你們是朋友，朋友幫朋友，你們讓我們的人上我們派來的飛機吧。”“朋友”似乎友好了一些，但堅持認為機場已經管製，所有飛機都不能飛行了。
“那我們不是剛剛才飛進來的嘛！”費明星說。
“你們是進來，他們要出去就不行。”
活見鬼！費明星心裏罵了一句，臉上卻仍然笑眯眯地說：“問題是我們的人已經在機場幾天了，他們都是婦女和兒童，再不走，他們會有安全問題。”
“這個……這個我們也管不了。”
利比亞確實亂極了，亂到他們對自己國家的事都不知如何處置。
“能讓我去看看我們的同胞嗎？”費明星提出。
利比亞人答應了。他看到費明星還帶了兩個人，便伸手阻止：“隻能去一個。”利比亞人態度很堅決，看到費明星肩上挎著照相機，便使勁擺手，一把搶了過去說：“這個不行！”
無奈，費明星隻好空手隨一個利比亞人向機場候機樓的一側走去。在一個較偏的角落裏，費明星看到橫七豎八躺了一地的中國婦女和兒童，以及一些年歲顯大的中國男子。
費明星的出現，令他們一陣騷動。“各位同胞，你們辛苦了！”不想費明星的一句開場白，頓時讓現場哭哭啼啼起來，許多婦女甚至有些情緒失控。
“大家聽我說，聽我說，我是國內派來的工作組組長，我給你們帶來了黨、政府和全國人民的問候！你們的親人也在家裏等待著你們。我們還帶來一架包機，是專門來接你們回去的！”
現場的哭聲即刻變成了掌聲和歡呼聲。
“是不是現在就走？”
“走啦！”
“別急！大家別急！”費明星嘴裏說著，額上卻一下淌出了汗珠，“飛機到底什麼時候走，我們使館正在和機場協調，請大家相信，你們很快就能回家了！”
又是雷鳴一樣的歡呼。
“走！你必須走了！”幾個利比亞人對費明星生氣了，他們又扯又拉地將他趕到了剛才的候機大廳。在這裏，費明星見到了王旭宏和李玥、劉翔等同機的六名隊員。
“把機場的事交給我們！你們上使館去吧。”王旭宏見費明星不放心，便這樣說。
到使館的路並不算遠，但費明星一行看了看王旭宏的小車，便知道這趟路絕對不好走。王旭宏車子後窗玻璃已被子彈打碎，兩邊的車門顯然被硬器敲砸過。再看看機場外的道路上，一隊隊利比亞軍人個個荷槍實彈，眼睛警惕地盯著每一個來來去去的人。“他們怕反對派的人混進的黎波裏來，也害怕外國派間諜和特種兵到這兒，所以我們行動必須小心點，盡量表現出很光明正大的樣子。”王旭宏說。
“我們本來就是光明正大來接自己的同胞。”工作組的隊員們又生氣又無奈地擠進王參讚和華為公司派來的小車裏。一路上，與他們迎麵而過的是一隊隊卡紮菲的軍隊。費明星和隊員們真正強烈地感受到了戰爭的恐怖氣氛。
“到使館時，已經天亮。王旺生大使和使館同誌為我們備了熱湯熱飯，他們盡量表現出一副輕鬆的樣子，可我心裏有些痛，他們一個個臉色陰沉，難看極了！”費明星在接受我采訪時說。
費明星雖然能夠想象王旺生大使和駐利使館的工作人員這一個星期來是怎麼度過的，但如果不是親身經曆，感受不會如此強烈。在西方力量的支持下，反對派勢力迅速崛起，這時候中國堅持的尊重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外交方針，受到了最嚴峻的考驗。這是王旺生大使最苦惱與無奈的時刻：當利比亞整個局勢日益動蕩，當局政府岌岌可危時，你還必須與之打交道和表態。
利比亞局勢動蕩的背後，有一隻巨大的無形之手，那就是以美法為代表的西方世界。南斯拉夫事件中的中國使館被美國強盜式地襲擊，至今清晰地留在我們記憶中，王旺生和他的使館同事不會想不起中國外交史上這少有的慘烈一幕。
“沒有，我們真的沒有感到特別驚慌和緊張，一直按照國內的指示，始終堅守在使館。”王旺生隻差十幾個月就要退休了，就要永遠離開他工作了一輩子的外交崗位。在采訪他之前，我想象著這位大使一定有許許多多苦水向我倒，可是我竟然沒有聽到他的一句牢騷話。
在利比亞撤僑前後，國內有不少對他和大使館的非議，比如說，他們事先對利比亞局勢缺乏準確把握和預測，對在利中資企業和中方人員的情況了解太少等等。王旺生聽後十分淡定地笑笑說，從突尼斯動蕩開始，他們就已經警惕和動員起來。當時他們就向國內報告了針對這一地區的看法：執政者長期以來搞獨裁，下層民眾訴求得不到合理解決，早晚將引發國家動蕩。這些意見對我國日後處理中東、北非地區的外交事務起了積極作用。
對於在利中資企業和中方人員，大使館了解的情況與實際確實有很大出入，這也是後來加大撤離工作難度的一個突出問題。
“中國對外開放後，尤其是近幾年，國內企業和普通公民在‘走出去’方麵的動作比過去大大加大，渠道也多種多樣。比如，在利中資企業，有的是直接投標進去的，有的是通過搭乘外國公司進去的，有的甚至是轉承包第三國、第四方才進去的。這導致了我們官方估算的在利人數與實際人數有很大出入。利比亞時局一亂，中資企業、中方人員都來找我們使館，都希望使館幫助他們解決困難，使館工作人員全力以赴，扶危濟困。我們問心無愧，認真履行了國家賦予的職責。”王旺生大使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