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從某本書上看到一個也許不正確的觀點：中國共產黨治理中國的最大失誤是一個不留地消滅了中國曆代遺留下來的貴族。那天與斑竹斜繭飲茶時，兩人恰好談到貴族這個話題。民國時期那些文人才子大都出身世家望族，既有錢也有文化，個個學貫中西，家家傭人數名，出則馬褂洋車，入則品茗小酌，工作時筆耕不輟，周末聚在一起海闊天空。我們認為，這些人就屬於中國的貴族階層。別看他們神聊一氣，中國的文化不知不覺就在他們的神聊中進步著。中共建政後，貴族沒有了，文化進程也就步履維艱。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又在一夜間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一批“新貴族”，卻是公子哥兒式的人物，他們拚命洗劫國家和人民的財產且揮霍無度，隻嫌洗錢不夠，遑論發展文化？看來，“貴族”必也正名了。
在中世紀和近代的西歐，如英、法、荷等國，其貴族的情形也與中國民國時期差不多。記不清是哥德或叔本華，或是其他什麼人了，自幼即隨母親參加許許多多上流社會的貴族沙龍，其文學細胞和興趣就是這樣培養起來的。民國時期的貴族也是這樣，林徽因北京家中的“太太客廳”就是個著名的貴族文藝沙龍。
布總胡同三號四合院，是梁思成與林徽因在北京的家。每逢周末，總會迎來一批文藝圈子中的好朋友，大家聚在客廳中海闊天空地神聊，因此，他們的客廳在當時北京很有名氣，被大家親切地稱為“太太客廳”——由此亦可知，在朋友們的眼光中，林徽因的比重比梁思成要大得多。座上客人中，主要有兩類，一是愛慕林徽因的朋友，如羅輯學家金嶽霖、詩人徐誌摩、美國佬費正清（夫婦）、著名作家沈從文等，二是純粹的文藝愛好者，如胡適博士、詩人梁宗岱、作家淩叔華夫婦、後來成為作家的蕭乾等。林徽因充當了主持人的角色。她聰明機智，性格開朗，往往能將冰冷的話題引致大家熱烈的討論。她自己也喜歡爭論，對在座各位的新作指點江山。可能因為受寵的緣故吧，經常會有得理不饒人的言行，當然最後都是大家讓她的多。有一次，因一首詩林徽因與梁宗岱爭得麵紅耳赤，都離座站了起來，看到這個情形，第一次參加這個沙龍的小弟弟蕭乾很擔心，要沈從文勸架，沈擺擺手說：“在這兒吵，很正常，你不要管他們，讓他們盡興地吵，越熱鬧越好。”爭吵的結果是梁大詩人哈哈大笑，大家也哈哈大笑，林徽因笑得最響，連腰都直不起來了。
這是一種令人神往的氣氛，在今天已經很少見到了。在北京上學時，我也看到過大批年輕的博士們在一起神侃的情景，但除了對時局發表一通各自的“高見”外，對學術文化很少談及，有時幹脆開展激烈的方城大戰，散場時還得加上“他媽的，真沒勁！”這不能怪他們，因為，當他們的生活還無著落之時，哪裏還有心思討論學問？
參加貴族沙龍應該有兩個條件：一是大家都有這個文化素質，二是大家的物質生活無憂無慮，而且這兩個條件應該是相輔相成的。文化素質越高，其待遇也應該相應高些；待遇越高，其研究文化的條件也就越好。在民國時期，一個大學教授可以養活一家，生活條件可達到：一幢小洋樓，一輛汽車（或出入租洋包車，相當於現在的的士），幾個仆人，孩子隨意出國，購物買書隨願等等。反觀我們現在的教授，其物質待遇是怎樣的讓人心驚？北大碩果僅存的張岱年老教授，他在一本書的序言中說，他住的是兩間半房子（另半間與一同事共用），書堆得到處都是，家裏一片狼藉。再如南開大學鄭天挺教授，死的原因是因為沒有汽車及時送往醫院，而那輛汽車則停在車棚等一位副校長出門。著名老學者尚且如此，青年教師的待遇就可想而知了。難怪張岱年、季羨林等要靠當“顧問”、“主編”來提高生活水平了，像錢鍾書那樣淡泊人生的人是畢竟是少數。
是否政府大方到給每位教授加薪十倍、百倍就能培養出一批貴族呢？回答是否定的，貴族的培養並非能一蹴而就，而是要花費幾代人的努力，道理大家明白，不再裹這塊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