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去的這兩個人，一個是格拉居斯公民，一個是他的表哥馬爾道什。
馬爾道什表哥同軍部文書打照麵時，仿佛出於同一動機似的，一個拉了拉他的皮帽子，另一個把他的寬邊帽也拉下，僅露出兩隻眼睛。
“這兩個人是誰?”軍部文書問道。
“我隻認識其中一個，是一個名叫格拉居斯的獄卒。”
“哦!”對方裝出漠然的口氣說道，“獄卒也能離開附屬監獄?”
“他們也有休假。”
談話沒有深入下去，這一對新朋友走上了昌目橋。在夏特萊廣場的一角，軍部文書按照說好了的，買了一筐十二打牡蠣，接下走過熱夫爾碼頭。
陸軍部文書的住宅相當簡單：這位杜朗公民在格雷夫廣場上租下一個小三居室的套房，整幢樓沒有門房。每個房客身上都帶著一把開大門的鑰匙；如果房客沒有帶鑰匙，就按自己住的樓層，用門錘在大門上敲一二或是三下，裏麵在等人的人聽到敲門的信號，便下樓開門。
杜朗公民口袋裏揣著鑰匙，他無需敲門。
法院文書覺得軍部文書的太太很配自己的口味。
她果然是一個迷人的婦人，一臉愁容讓人一看就生憐。應該說，憂愁是漂亮女人最可靠的引誘手段之一，憂愁使所有男人頓生憐愛，連文書也不例外；因為，無論人們如何說三道四的，文書也是人，自尊心再強的人，或是生性再冥頑不化的人都希望去寬慰一個痛苦中的美人，如同多拉（多拉(1508—1588)：法國人文主義者、詩人。）公民所說的，把“蒼白的白玫瑰變成鮮豔的紅玫瑰”。
兩個書記員用餐時胃口大開；隻有杜朗太太沒動刀叉。
不過，談話是從東頭說到西頭。
軍部文書帶著每天都出事的非常時期人們慣有的好奇心，向他的同行打聽法院的審理程序，審判的日子和看守的方法。
法院文書看見對方如此專注地恭聽自己說話受寵若驚，非常樂意回答，向他講述獄卒生活起居，富紀埃-坦維爾的日常工作，甚至桑鬆公民的習好，說他可是每天晚上在革命廣場悲劇演出的導演啊。
接著，法院文書也向軍部同行兼主人問及軍部的情況。
“啊!”杜朗說道，“我算不上正式文書，隻是抄抄寫寫而已，比起您來地位差遠了，我知道的可沒您的多。我是個不起眼的雇員，幹的倒是書記長的活兒，苦是自己吃，好處是當官拿。官僚衙門都是這樣，即便革命機構也如此。也許會有一天乾坤倒轉，但官僚體製是不會變的。”
“嗯，我會幫您一把的，公民。”法院文書說道，主人的好酒，特別是杜朗太太那一雙美麗的眼睛使他心迷意亂了。
“啊!謝謝，”受到寵幸的那人說道，“對一個不卑賤的職員來說，多一些生活內容，能走動走動都是一種消遣，因此，隻要每天晚上我能把杜朗太太帶到書記室來，我寧願在附屬監獄拖下去，也不願早早結束這個差事，她在這裏實在悶得慌……”
“沒什麼不方便的，”法院文書說道，很高興他的同行向他提出這麼一個有趣的消遣方式。
“這樣，她就可以向我口述犯人的名冊了，”杜朗公民繼續說道，“再說，倘若您不以為今晚的飯菜難以下咽的話，請您不時地來吃上一頓便飯。”
“謝謝，可不能太經常呀。”法院書記員自鳴得意地說道，“因為不瞞您說，倘若我回到小磨街的那所小房子裏比平時稍晚的話，我會受到嗬斥的。”
“好啦，一切都解決得很完滿，”杜朗說道，“是麼，親愛的朋友?”
杜朗太太的臉上始終是那麼蒼白和悲哀，她抬起眼睛看看她的丈夫，答道：
“悉聽尊便。”
十一點鍾敲響了，是告辭的時間了。法院書記員起身，向他的兩位新友告辭，並為能結識他們及他們的盛情款待表示出由衷的高興。
杜朗公民把客人送到樓道上，然後回到房間裏。
“行啦，熱納維也芙，”他說道，“睡吧。”
少婦一言不語地站起來，拿起一盞燈，進入右首的房間。
杜朗，或者更確切地說是迪克斯梅，眼睜睜地目隨她走出去，思索了片刻，一臉愁容，接著，他也走進自己的房間，在她房間的對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