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六章 背後的故事(1 / 3)

開國大典,是中華民族史上的一件大事。在開國大典前後,發生了許許多多動人的故事。許多故事是我們再熟悉不過的了,但也有一些故事我們聞所未聞。發生在開國大典背後的故事,猶如一朵朵絢爛多彩的花朵,每一朵都令人回味無窮。

走進開國大典的幕後,從另一個側麵去了解開國大典。背後故事的神秘紗幔正被慢慢掀開

劉少奇秘密訪問蘇聯

解放戰爭進行到後期,中國共產黨人勝券在握,建國的各項事宜也逐漸展開。不過,蘇聯的對華政策依舊不太明朗,不僅三番五次地找理由拒絕毛澤東的訪問,還與國民黨保持著密切的政治經濟往來。很顯然,斯大林是在“走鋼絲”。斯大林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他並不相信中國共產黨能得天下,認為美帝國主義還會反撲過來。如果他現在將籌碼壓在中國共產黨上,那麼很有可能打破自己同美國在亞洲的均勢。

對於蘇聯這種曖昧不清的對華政策,中國共產黨自然是不能聽之任之。雖然中國革命是在基本沒有外援的情況下取得勝利的,但新中國的建立以及經濟的恢複與發展不能沒有外援的支持。在當時的國際環境中,唯有蘇聯能夠給予新中國各種援助。蘇聯在東歐各國中的號召力很大,也是世界上唯一能夠與美國相抗衡的國家。此外,蘇聯與中國有著極其綿長的接壤疆域,與蘇聯保持友好關係,爭取蘇聯的幫助極為重要。

毛澤東曾多次向斯大林提出,希望新中國成立後,蘇聯能第一個承認其合法地位。但是斯大林始終沒有表態。直至渡江戰役發起,中國革命勝利的曙光出現,斯大林才將心中的天平慢慢地偏向了中國共產黨。為了能從蘇聯那裏取得建國秘方,中共中央決定派秘密代表團訪問蘇聯並拜會斯大林。

早在城南莊時,毛澤東就想出訪蘇聯,可由於種種原因而擱置了。目前,渡江戰爭正在進行,加上還要籌備新政協會議,毛澤東實在沒有分身之術。所以,這一重任就落到了劉少奇的身上。當時,劉少奇是黨內的二號人物,又曾在蘇聯留學、工作過,與蘇共領導人打過交道。毫無疑問,他是出訪蘇聯的不二人選。

1949年6月21日,以劉少奇為團長,高崗、王稼祥為成員的代表團從北平的清華園站出發,經沈陽到大連換乘飛機,最後於6月26日下午抵達蘇聯首都莫斯科。隨劉少奇等人出行的還有負責協助搜集、分析、整理資料的鄧力群、戈寶權,翻譯師哲等。

臨行前,毛澤東再三叮囑劉少奇等人,一定要尊重蘇共領導人,認真聽取斯大林的意見,虛心請教斯大林各類建國問題。畢竟,蘇聯已有幾十年的社會主義經驗,還是很值得新中國學習的。

劉少奇一行抵達蘇聯後,受到了斯大林的熱情接待,並入住到蘇共中央專門接待外賓的奧斯特洛夫卡婭街8號公寓。

第二天,斯大林邀請劉少奇一行到莫斯科郊外的孔策沃別墅參加宴會。這次宴會,是斯大林專門為劉少奇等人接風而設的,陪同人員有米高揚和馬林科夫等。席間,斯大林侃侃而談,氣氛甚是活躍。他喜歡一邊吃飯一邊談工作,這是他常用的一種會談方式。席間,劉少奇遞給斯大林一封毛澤東的親筆信,並初步就蘇方借款、派遣專家和組建海、空部隊等問題進行了洽談,還轉達了毛澤東準備在建國後公開訪問蘇聯的意向。

宴會結束後,劉少奇等人回到寓所,馬上研究並擬定與斯大林正式會談的內容。7月4日,劉少奇向斯大林提交了一份一萬多字的報告,其主要內容包括:目前中國革命的形勢;關於新政協會議的舉行和中央政府成立的問題;新中國的外交原則,堅決執行“一邊倒”的方針;中蘇關係問題。斯大林接到後,認真詳細地看了報告。

7月11日,中蘇雙方代表在克裏姆林宮蘇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室召開了高級會談會議。會議由斯大林主持召開,在簡單的開場白後,斯大林就中共代表團提交的報告作了針對性的回答。他說,中共與民族資產階級合作並吸收他們參加政府的決定是正確的;中共實行人民民主專政的政體是正確的;新中國的外交政策基本正確,告誡中共中央先不要急於要求帝國主義承認,可以先和他們進行經濟交往,再談承認問題;關於中蘇關係,斯大林承諾,一旦新中國成立,蘇聯就立即承認。

接著,劉少奇就和平與戰爭、國際共運等問題虛心請教了斯大林。斯大林也一一作了回答。會上決定,中蘇雙方共同組建一個借款條約起草委員會,蘇方幫助中國籌建海軍部隊、建立一所大學、修建一條鐵路等。

此後,中蘇雙方又舉行了多次會談,就借款問題、中蘇貿易、解放新疆等問題達成初步協議。

7月27日,斯大林在孔策沃別墅再次宴請中共代表團。席間,斯大林興致很高,也很健談。大家頻頻舉杯,向斯大林敬酒。酒至酣處,斯大林對劉少奇說:“中國共產黨已經度過了它的幼年和青年時期,現在成年了!它在鬥爭中成長起來,積累了不少實際經驗。你們有許多經驗值得我們去學習。當然,我們兩黨應該多加強交流,交換意見,但我們的意見並不全是正確的。”斯大林的這番話發自肺腑,感動了在場的中共代表團成員。劉少奇等人向斯大林舉杯,祝願他身體永遠健康。

斯大林顯得有些激動,忙回敬說:“謝謝中國同誌的良好祝願!剛才,我說中國共產黨成熟了,並不是客套話,目前,世界革命的中心由西方移到了東方,我們蘇聯人和西歐人都要向你們學習啊!”

劉少奇也感慨地說:“我們十分感激您和蘇聯對中國共產黨的支持和幫助!新中國成立後,我們仍然需要蘇聯共產黨和蘇聯人民的支持和幫助。蘇聯,永遠是我們學習的老大哥!”

最後,宴會盡歡而散。

7月30日,中蘇兩黨進行最後一次會談。會上,斯大林重點就新中國的經濟恢複與發展進行了討論,並給出一些建設性的意見。同時,斯大林建議中共應盡快立國,避免出現政治真空,讓帝國主義鑽了空子。最後,劉少奇與馬林科夫簽訂了貸款協定,斯大林也同意向中國派遣專家。

8月14日,劉少奇帶領的中共代表團圓滿結束蘇聯訪問之行,從莫斯科乘火車回國。同時,劉少奇還帶回200名蘇聯專家,為新中國的建立引進了外來優秀人才。

劉少奇秘密訪問蘇聯,是中共建國前的一項重大外交活動。這次訪問,讓斯大林和蘇共更加全麵地了解了目前中國革命的形勢,也讓中共學到了很多蘇聯建國的經驗,這些經驗對恢複和發展新中國經濟很有幫助。新中國成立後,斯大林兌現了他自己的承諾,率先承認了新中國的合法地位。

兩套開國閱兵方案

1949年10月1日下午四點舉行的閱兵式,場麵宏大,震撼人心。不管是檢閱者、受閱者還是觀看者,都在心中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記。

對於這場精心準備的軍事大演練,最初確立的時候卻有兩套方案。一套是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一套是在西苑機場舉行。

對於這兩個地點,華北軍區一直在進行論證,力求找出最優方案。很顯然,這兩套方案中的選定地點各有優劣點。

天安門的優點是:地處市中心,交通便利,利於人群的集中和分散。古老的天安門城樓依托廣闊的天安門廣場,自然而然成為一個適合觀看閱兵的主席台。過去,天安門是皇家專權的象征,普通老百姓隻能遠遠地觀望,不能近距離的接觸。現在,新中國成立了,人們當家作主了,不僅能夠踏上曾經的皇家禁地,更能親眼目睹領袖的風采。這何嚐不是一種拉近領袖和人民之間距離的方式,又何嚐不是對新中國與舊中國不同之處的彰顯?

可是,天安門也有它自身的缺點。天安門城樓前的長安大街是北京城的交通樞紐線,如果在這裏舉行閱兵式,至少要中斷四個小時的交通,很有可能造成整個市內的交通擁堵情況。此外,當時的長安街不像現在這般寬闊,不能按照正規閱兵行進分列式,隻能橫排通過步兵的八路縱隊,騎兵的三路縱隊和裝甲兵的兩路縱隊。可是,這次大閱兵不管是從數量還是從規模上都是史無前例的。

西苑機場所麵臨的情況恰恰相反。

西苑機場地處市郊,視野開闊。寬敞的跑道利於各受閱部隊的隊形排列,且不會造成交通阻斷或擁堵。更何況,在黨中央進駐北京之初,就已在西苑機場舉行過一次閱兵儀式,各方麵的經驗可以直接拿來借鑒或應用,可以節省不少準備工作。可是,西苑機場的缺憾也是無法彌補的。

首先,西苑機場沒有主席台。若是在這裏舉行簡單的小型的閱兵式倒是沒有問題,可是開國大典閱兵式這樣盛大軍事活動,就必須有寬敞且堅固的主席台及觀禮台。就目前所剩的時間和工程量來看,已經來不及搭建主席台和觀禮台了。而天安門有現成的城樓,站在城樓上視野開闊、安全性也強。其次,西苑機場離市區較遠,將幾十萬的群眾組織到一起,實在不是一件易事。天安門就不同了,附近有前門火車站,即便是遠道而來的群眾,也能很快地從車站走到天安門來。再次,西苑機場隻有一條跑道可以利用,部隊和群眾進出很不方便,不利於及時疏散人群。在這一點上,天安門再次顯示了它的優勢。

經過幾個月的實地勘察和論證,華北軍區逐漸傾向於天安門廣場。他們在上呈的報告中,對兩種方案的優劣勢做了對比,並提出了在天安門舉行國慶大閱兵的建議。這份報告傳到黨中央後,並沒有及時地得到批複,而是被黨中央領導認真討論了十來天。直到9月2日,周恩來才簽署了意見,並呈給毛澤東、劉少奇及朱德。

毛主席總司令少奇同誌閱:

日期在閉幕後政府成立之日。閱兵地點以天安門前為好。時間到時再定。檢閱指揮員由聶(榮臻)擔任,閱兵司令員請朱德同誌擔任。

周 九·二

劉少奇看過報告後,在自己的名字下麵畫了一個圈圈,表示同意。毛澤東和朱德兩人雖沒有畫圈,也同意了周恩來的意見。

最終方案決定後,慶典籌備委員會便開始張羅開來。首先是加快受閱部隊的訓練,設計檢閱時的隊形和方陣排列;接著,就是發動全民整修天安門城樓及廣場。

臨近開國大典的前兩天,各受閱部隊從訓練場地彙集到天安門廣場,趁著夜晚進行了一次合練,於淩晨時又悄悄退去。這次合練為10月1日下午的正式閱兵做好了充分的心理準備。當大閱兵毫無紕漏地全部結束時,所有參與閱兵式的工作人員心裏懸著的石塊總算落了地。

八盞大紅宮燈的秘密

1980年,一封來自日本的信件到達蘇凡的手中。信中這樣寫道:“我已是六十六歲的老頭,可是我平常對妻子、女兒說,我的生涯中最幸福最有價值的時間是在中國。莊嚴的天安門,美麗的大宮燈,在我的腦子裏不斷往來往去”這封信的寄件人是一位叫做森茂的日本人,而蘇凡則是當年為開國大典設計天安門舞美的負責人。

到過天安門的人都知道,天安門城樓上掛著8盞巨型的大紅宮燈。可是,很少有人知道這8盞宮燈是由誰設計的。也許很多人會猜想,肯定是我們國家某位富有才華和經驗的美術家。可是,這個猜想卻是不正確的。這8盞宮燈真正的設計者是兩位來自日本的美術學生。這個答案,估計會令很多人大吃一驚。人們實在難以相信,如此具有民族特色的喜慶紅燈籠卻是出自外國人之手。

那就讓我們還原曆史,解開其中的秘密吧!

天安門作為開國慶典的主會場,自然而然地要經過一番裝飾。當時,慶典籌備委員會將布置天安門的任務交給華北軍區宣傳部。宣傳部部長張致祥把這個重任交給了“抗敵劇社”舞美隊(今北京軍區戰友文工團)。舞美隊隊長蘇凡得知這一命令時,離慶典僅有20天的時間了。不過,他還是自信滿滿地接受這一棘手的任務。因為,他有兩個“秘密武器”,並相信這兩個“秘密武器”會不負眾望地按時完成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