愷撒這個世界曆史上頭等重要的人物，即使受過中等教育的人，也能從曆史教科書裏知道他的名字和他的若幹事跡。愛好文藝作品的讀者則可以通過曆史題材的小說、戲劇（特別是莎士比亞的作品）接觸到他的形象。但這並不說明我們都熟悉他，了解他。事實上遠非如此。甚至可以這樣說，不但我們一般人難以看得到足夠的文獻可據以作出自己的比較符合實際的判斷，就是在專攻羅馬史的學者中間，如何評論愷撒也還是一個長久爭論未決的問題。這並沒有什麼奇怪：兩千年以來，人們在不同的時代、地區的背景上，從各自不同的立場去看他，這就出現了蒙上各種各樣色彩的愷撒——從罕見的天才、不世出的英雄到暴君、壞蛋不一而足。十九世紀德國最大的羅馬史專家蒙森是頌揚愷撒的、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蒙森名氣大，他的《羅馬史》（Romische Geschichte）在一個時期裏又相當流行（在前一世紀末和本世紀初），幾乎歐美的主要國家都有譯本，因而他的看法在學術界有相當大的影響。我在青年時代讀他的書，在多處覺得他的意見相當武斷，當時就懷疑作者未必對愷撒其人真那麼有好感。後來又讀了蒙森的另一些作品，多了解到蒙森的一些情況，知道這個人並不是一位純粹的學者，而在政治上也十分活躍，他之把愷撒渲染過甚是另有打算：他是想通過描寫愷撒來塑造自己的理想統治者，實際上就是他希望看到的德國皇帝。人們總是為了自己的現實需要來學習曆史、借鑒古人的。愷撒雖然是兩千年前的西方人，但研究他卻頗有現實意義。
烏特琴柯這部書是他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係統地探討愷撒的生平和事跡的一個有益的嚐試。這是一部以一般社會科學工作者為對象的評傳，程度在專著和通俗讀物之間，它不是以文藝手法寫成的傳記——如果是這樣的話，這部書也許能夠寫得更生動一些，但那就成了一部曆史小說，不是學術著作了。同時我們還要指出，這部書較少蘇聯五十年代的那種“教條氣”，“水分”較少，作者能從基本的曆史事實出發進行分析，而不是用空洞的理論和概念去套事實，所以敘述得比較平實，論據也有一定的說服力。對西方的研究成果，特別對於比如說蓋爾策爾的在西方享有盛名的著作，也能持實事求是的態度，不是閉著眼睛一概否定。由於本書是評傳，所以在夾敘夾議之中，隨時給人以思考的餘地，不作專斷的結論，這也是本書一個特色。特別是最後一章結尾部分，寫得可以說得上是相當生動，足以啟發我們從各方麵對這個問題作進一步的探討。
當然，此書和任何一部作品一樣，仍然是有商討餘地的。在學術問題上，任何人都可以對之發表自己的意見。書中某些提法為譯者不敢苟同或某些地方譯者認為說得不夠完全的，就分別在這篇譯序中加以討論或補充。不過這也僅僅是譯者的一得之見，隻供讀者參考罷了。
附帶要說明的是，譯者有不少資料卡片已在十年浩劫中遺失，故文中有若幹引文僅憑摘錄而無法再仔細同有關的出處核對，有的引文甚至隻是根據個人的記憶，這是要請讀者鑒諒的。
關於愷撒的個人作用問題
恩格斯在1894年1月25日寫給符·博爾吉烏斯的信裏指出：“恰巧拿破侖這個科西嘉島人作了被戰爭弄得精疲力竭的法蘭西共和國所需要的軍事獨裁者——這是個偶然現象。但是，假如不曾有拿破侖這個人，那麼他的角色是會由另一個人來扮演的。這一點可以由以下的事實來證明，即每當需要有這樣一個人的時候，他就會出現：如愷撒、奧古斯都、克倫威爾等等。”
這段說明了曆史發展的必然性的話的確是極有道理的。當人們需要皇帝的時候，皇帝是不會缺少的，即使像劉盆子那樣的孩子，也可以捧起來當皇帝，但說到具體的踿踿踿皇帝，他怎樣出現，又是怎樣一個人，那就有各種各樣的情況了。有自己冒著生命的危險廝殺出來的開國君主（劉邦、朱元璋），有半路殺出來的皇帝（朱棣），有按部就班地接班的皇帝，也有隨便拉來放到寶座上的皇帝……至於皇帝本人，那就更是五花八門，什麼樣子的都有：土匪、小偷、白癡、流氓……不一而足。這種必然性中的偶然性在特定的曆史環境中，如果不是這個踿踿而是另一個具體的皇帝踿踿踿踿踿，那麼，說不定其間還會連帶發生若幹戲劇性的變化，導致相去懸殊的後果。盡管這在曆史的長河中不過是一個小小的逆流或漩渦，但是從一定時期內的曆史的角度來看，它仍能造成十分深遠的影響。因此，我們盡管說愷撒這樣一個人肯定會出現，但愷撒的個人特點對這一段曆史的影響仍然不容忽視。
如果愷撒不是我們在曆史上實際看到的那個鋒芒畢露、使人難以逼視的愷撒，而是更沉著、更含蓄、更隱蔽、更機智一些，像他的甥孫和繼子奧古斯都那樣，那麼這種獨裁大權的確立也許要經過比較長的時間，但另一方麵卻可以避免過多激烈的流血鬥爭，而後來奧古斯都的出現也就不可能了。或者，愷撒也許死在一次戰鬥裏（這是完全可能的），並且由龐培掌握國家的命運；而龐培後來在同元老院寡頭集團攤牌時又遭到失敗，那麼向帝國的過渡可能還要向後推遲若幹年，而本來應當登場表演的人物也就隨之銷聲匿跡了。
因此，說曆史上必然會出現愷撒其人，這並不能代替對於愷撒這個具體的人的研究。歐陽修說得好：“盛衰之理，雖曰天命（我把它借用為曆史規律——引者），豈非人事哉！”（《伶官傳序》）。作為社會成員的人是矛盾的、複雜的，這是社會的性質所決定的。愷撒其人當然也不例外。
論人是不能脫離這個人的時代的。愷撒雖然生在共和向帝國的轉換期，但他畢竟保留了古老的羅馬共和國的公民的特征——粗獷、豪放、刻苦、實際等等。他係出名門，受過標準的上流古羅馬人的教育，講求儀表，但他絕不是我們心目中想象的那種弱不禁風的貴公子。羅馬人傳說是吃狼奶長大的孩子的後裔，這一點很能說明他們的風格。羅馬的孩子在學校裏大都有挨鞭子不吭聲的本領，羅馬人的吃穿住都有助於養成吃苦耐勞的習慣：羅馬人的住所四麵通風，家裏跟外麵的溫度差不多，因而羅馬男子基本上是生活在露天裏，婦女也頂著通風的和露天的窗子操持家務；羅馬人吃的主要是糧食、蔬菜、果類，他們吃的肉類不多，瓦羅在《論農業》裏所講的那些食品隻限於少數豪門，就像中國老百姓不是按照中國名菜譜吃飯一樣。至於穿，即使在冬天，他們穿的至多是兩重的毛布衣服（主要是白色的）。羅馬公民正是因為習慣了這種清苦簡樸的生活，才能在一旦有事時適應得了征戰的勞苦。
古羅馬人有自己的道德標準。勇敢踿踿是這個在征戰中成長起來的民族最突出的美德。愷撒的這一點是突出的：他在征戰中與士兵同甘共苦，進攻時身先士卒，所以能培養出一支同自己共命運的軍隊；此外，從我們的標準來看，愷撒還頗有些“俠氣”，也就是幫派的那種“義氣”。他對擁護自己的人、對朋友、對他的被保護人講信用，重然諾，愛護備至，使被保護人覺得他十分可靠；他揮金如土，有恩必報，即使為之負債也在所不惜。比如，在營造官任上，他借債舉辦各種表演以取悅民眾。公元前60年，他請求在當年年底當選的保民官普布利烏斯·瓦提尼烏斯幫他的忙時，在金錢上對這個政治野心家毫不吝惜，以致後來愷撒竟說出這樣的話：“在瓦提尼烏斯擔任保民官期間，他無論什麼事情都不是白做的！”愷撒還表示過，即使一幫土匪維護過他的榮譽，他也會同樣給以報答的。這話雖出自傳聞，卻是同愷撒的性格完全符合的。
如果說龐培因輕敵而失敗，那麼“勝利者”愷撒也沒有因勝利而從中取得更多東西。正像本書作者正確指出的，“當愷撒處於榮譽和顯而易見的強大威力的頂峰的時候，當內戰勝利結束的時候，他的地位不僅沒有變得鞏固，而且，恰恰相反，竟大大地削弱了。”事物的邏輯往往是這樣。正是愷撒追求的至高無上的權力，最終斷送了他的聲譽和性命。我們中國人早就懂得“物極必反”這點樸素的道理。能夠在權位和金錢麵前保持清醒頭腦的終究還是少數。貪欲——無論對於什麼：權力、金錢、虛名、女色——過了限度，就向相反的方向轉化了。維列優斯·帕特爾庫路斯指出：“近來出現了一個可怕的事物，貪欲是殘暴的另一個理由，一個人的罪行是同他所占有的財富成比例的，任何富人都是一個罪犯（為富不仁——引者），但他付出的代價是他自己的生命和安全；隻要有利可圖，任何事物都是體麵的。”這段話完全可以說明愷撒的時代。
龐培死後不過四年，本來長於政治和軍事鬥爭的愷撒也在一片阿諛奉承聲中幹起蠢事來了。吹捧或者出於愷撒本人的授意，至少也是投其所好，愷撒不明確反對或默認這種吹捧實際上是助長了它，因為正像塔西佗後來所說，權力一旦集中於一人之手，“貴族則覺得心甘情願的奴顏婢膝才是升官發財的最便捷的道路”。集中於一身的權力使他失去了理智，成了瞎子和聾子，使他同老百姓隔絕、對立起來。公元前44年2月9日愷撒被元老院宣布為終身獨裁官，這顯然是違反羅馬的共和傳統的。當初蘇拉交卸獨裁官的職務——有人認為因為他過分耽於享樂，不耐煩處理國事；有人認為他是因病；有人驚訝，有人慶幸——對此事愷撒甚不以為然，可見愷撒之接受終身獨裁之職是心安理得的。讀者從莎士比亞筆下看到的愷撒晚年的形象，我看是頗為接近於實際情況的。其實，他應該曉得，不管羅馬城邦共和國的那一套在他當時已變得多麼不合時宜，父祖相傳的羅馬共和國的傳統依舊是羅馬人民的精神支柱，而羅馬共和國正是在打倒了最後一個殘暴的國王（rex）之後建立起來的。因此，羅馬人民對於專製的rex始終有一種很深的厭惡情緒。隻有了解到這一點，才能懂得為什麼生活在帝國初期的正直的作家如塔西佗、優維納利斯等仍然對帝國時期的專製統治如此仇視了。
就在這之後不幾天即2月15日的盧佩爾卡利亞節（Lupercalia），愷撒的表現就更值得注意了。他如果明智一些，重視民眾的反應，本來是可以就此止步的。西塞羅也看出安托尼烏斯奉獻王冠的做法，實際上是要了愷撒的命。當然，愷撒有時也感到自己的處境是不妙的，比如，就在3月15日被刺前不久，他有一次竟要西塞羅也等了很久才接見他，事後他表示這種做法定會引起西塞羅的痛恨。其實當時不滿意他的做法的豈止西塞羅一人，人們早就感到他走得太遠了，因此一場本來可以避免的悲劇終於發生了。
自信心（confidentia）這個特征在愷撒身上是極為突出的。但用自信心來翻譯confidentia這個拉丁詞還不夠全麵，因為在拉丁語裏，confidentia往往還用於貶義，而有輕率、魯莽、膽大妄為、肆無忌憚的意思。西塞羅就把confidentia和temeritas連用而表示貶義（很有點像我們古語中的偏義複合詞或德語中的同義複合詞）。應當說，這種自信心也同樣存在於（當然在不同程度上）一般古羅馬人身上。羅馬人所以能從梯伯河畔一小城邦崛起而成為地垮歐亞非三洲並以地中海為內海的西方大國，所依靠的因素之一也正是這種自信心，如像老加圖對迦太基所表現的那種必勝信心。
愷撒在被海盜綁架後的表現（如果普魯塔克等人的記述可以相信的話），幾部《戰記》中記述的多次戰鬥，特別是在巴爾幹、阿非利加和西班牙的若幹戰鬥（以少擊多乃至以少圍多），都十分具體地說明愷撒具有強烈的自信心。這種自信心有時是有根據的，有時確實是一種冒險，類似一場賭博。這種自信心有時甚至使他失去應有的警惕，比如，他早知道有人想殺害他，但他又認為絕不會有人真敢對他下毒手，為此他終於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如果他不是倒在龐培像下的血泊裏，他不久就要揮師東向了。他是個片刻都不能停息的人。他雖走在潮流前麵，但應當解決的問題沒有很好解決，卻去惹起更多的麻煩，使自己陷在裏麵而不能自拔，這就要由愷撒本人的性格來負責了。考威爾說得對：“他（愷撒——引者）從不曾留出時間來同反對他的勢力和解。他那想保有絕對權力的露骨意圖自然會使任何稍稍有點身份的人反對他。羅馬從不曾容忍過一個權力沒有期限的獨裁官。”
關於愷撒的仁慈（clementia）政策
愷撒的仁慈（clementia）政策在他的對敵鬥爭的策略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而作者對這一政策的傾向於貶低的評價也有可商之處。
古羅馬人，具體地說，羅馬國家的締造者們是在艱苦的環境中長大，習慣於勞苦的普通農民。他們是一批務實的人，不善於進行藝術活動和抽象思維的人——就這一點來說，他們同隔海相望的東鄰希臘人有明顯的區別。帝國初期的詩人賀拉斯在哀歎羅馬人的墮落時，出色地向我們描述了原始羅馬人的形象：
……
不，他們是一批勇敢的農民士兵，
學過用撒比尼人的鋤頭翻轉土塊
並且當落日拉長了群山的影子，
又在疲倦的牛頸上
取下了軛，
而把可愛的黃昏帶在離去的車輛上時，
他們遵照嚴厲的母親的吩咐
帶來了砍伐的柴木。
這些淳樸的農民是在同相鄰部族的殘酷的武裝鬥爭中才得以發展壯大的。羅馬城邦的成長過程把羅馬人逐步地鍛煉成了一個好勇鬥狠的民族。在戰鬥中，敵人對他們來說永遠是敵人，敵人俘虜過來就是奴隸，處死敵人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不存在什麼殘酷不殘酷的問題。羅馬人的德行（virtus）一詞是從virtus作為“勇敢”的原始意義演變而來的，在戰爭中受挫是一種必須洗雪的奇恥大辱。瑪爾庫斯·波爾奇烏斯·加圖（老加圖）的那句ceterum censeo Carthaginem delendam esse就是非挫敗敵人不可這種堅持、頑強的性格的集中表現。
看一下羅馬的傳說與曆史，這樣的事例可以說俯拾即是。比如說，在羅馬人早期（公元前四世紀）同撒姆尼特人作戰時，一個軍事移民地索臘（Sora）人殺死了羅馬移民而投到撒姆尼特人一方麵去。當羅馬人重新攻占這一城市時，就把所有拿過武器的人殺死；在投降的人中，又有二百多人被挑出來送往羅馬，在那裏的廣場上對他們當眾鞭笞之後繼之以梟首。這種暴行，如李維所說，竟使民眾“大為開心”。在布匿戰爭中曾經同情過漢尼拔的卡普亞和列吉烏姆兩座城市也遭到了同樣的命運。它們的當事人都是在被鞭笞之後又砍了頭的，其餘的人全部被賣為奴隸。羅馬人處死敵人的方式也是殘酷的：除了砍頭之外，磔刑（把人活活釘到十字架上，有如傳說中處死耶穌基督的方式）也可以算是羅馬人的“傑作”。還有一種和我們的重枷類似的刑具（patibulum），它可以把人拖死，但是比起使人慢慢送命的十字架，應當算是人道的了。到共和末期，在廣場的地牢裏處絞也是常用的刑法。著名的優古兒塔和本書中提到的維爾琴托裏克斯就是在凱旋式的行列中示眾之後這樣送命的。對付本國犯人的有一種花樣翻新的刑法，就是把犯人連同一條蛇、一隻公雞、一條狗或一隻猴子裝進牛皮袋，然後沉入梯伯河；而對付叛國者或開小差的士兵，通常是把他們從塔爾佩烏斯山的峭壁上推下去。據李維的說法，有一次就有將近四百名士兵在廣場上遭受笞打後從山上給推下去。
如果我們不知道羅馬人是怎樣對待敵人的，我們就無法理解為什麼作為羅馬高級官吏權力標幟的棍束（由不同數目的侍從扛著）當高級官吏到城外時中間還要插上一把斧頭。棍棒和斧頭——這都是赤裸裸的鎮壓工具。如果我們不知道羅馬人是怎樣對待敵人的，我們就無法理解為什麼羅馬人對於由奴隸、戰俘與刑事犯充當的角鬥士之間的流血搏鬥以及人與野獸的搏鬥會有那麼大的興趣，會從中得到那麼大的滿足。當流血負傷的一方敗下去的時候，瘋狂的觀眾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是把拇指向上一翹（veterepollicem！），這表示要勝方一劍把對方殺死。這就是羅馬詩人優維納利斯的貌似輕鬆的諷刺詩展示給人們的血腥畫麵。在今天，當西班牙的鬥牛士把刺刀插入牛的脊背時給予觀眾的滿足，可以使我們聯想到羅馬當年的情景。
在內戰中，羅馬人自己相互間是同樣殘酷的。以馬裏烏斯和蘇拉之間的戰爭為例，請看維列優斯·帕特爾庫路斯關於馬裏烏斯攻入羅馬時的情況是怎麼說的：
蓋烏斯·馬裏烏斯進入羅馬時給他本國的公民帶來了毀滅。如果不是緊接在這之後就是蘇拉的勝利，那麼他的勝利的殘酷肯定就是空前的了。他的憤怒的刀劍不僅落到普通人的頭上，就是國內那些最顯貴的人士也遭到了五花八門的死亡命運。
普魯塔克的記述更為生動，記述的細節雖未必全都可信，但那殘暴、恐怖的氣氛卻是充分表現出來了：
……這些人（指馬裏烏斯的衛士——引者）根據他（指馬裏烏斯——引者）的特別命令殺死了許多人，許多人隻是因為他一點頭就送命了。而在他最後一次遇到安卡裏烏斯——他是擔任行政長官的一位元老——時，就因為這些人看到馬裏烏斯沒有同他打招呼，就當著馬裏烏斯的麵用匕首捅死了他。在這之後，每當馬裏烏斯不對誰打招呼或者有誰向他打招呼而他不予理會時，這就是一個信號：他們可以立刻在街上把這個人處死。結果甚至馬裏烏斯的友人們在走近他時也莫不感到惶恐萬狀。殺戮的人數現在很多了，秦納的胃口不那麼大了，他把血喝飽了，但是馬裏烏斯每天殺人都殺在最高的興頭兒上，他渴望對所有那些有不同嫌疑的人們進行報複。密探充斥於每條道路和每座城市，他們把那些企圖逃跑或躲藏起來的人們搜索出來，主客與友誼的聯係在這場災難中看來也根本不能帶來安全，因為幾乎所有的人都要把到他們那裏去尋求避難的人們加以出賣……無頭的屍體被拋在街道上任人踐踏，此情此景一點也不曾引起人們的同情而隻是使人們普遍感到驚恐，感到戰栗……
如果說馬裏烏斯是一介武夫，一個粗人，所以才幹得出這等殘暴的事情，那麼號稱文雅風流的蘇拉又如何呢？請看阿庇安關於他對敵人的報複行動是怎樣寫的：
蘇拉本人召集羅馬人民來開人民大會，向他們發表演說，宣揚自己的功績，還說了使他們感到毛骨悚然的其他的話。最後他說，如果他們服從他（這是對羅馬的主人即羅馬人民講話嗎，可見共和的原則早已蕩然無存了！——引者），他將作出有利於人民的若幹改革，但是對他的敵人，他一個也不饒恕，而將以最殘酷的手段對付他們！（重點引者所加）他將采取強硬手段來報複在執政官斯奇比奧破壞了同他簽訂的協議之後，對他采取敵視行動的那些行政長官、財務官、軍團司令官和其他任何人。他講了這些話之後，馬上宣布大約四十名元老和一千六百名騎士為國家的敵人。看來他是第一個把他要處罰的人列成正式名單的人。他宣布：暗殺這些人的有賞，告發這些人的有獎，隱藏這些人的嚴懲不貸。不久他又在這一名單上增加了其他一些元老的名字。這些人裏有的是在沒有提防的情況下被當場——在他們家裏、街道上或在神殿裏——捉住而被處死了；另一些人則是手足被捆綁著吊起來給拋到蘇拉腳下的。還有一些人在城裏被拖著任人踐踏。暴行的目擊者沒有人敢哼一聲。一些人遭到流放，另一些人被沒收了財產。密探到處搜索從城裏逃出的人們（可以比較一下愷撒年輕時所曾遭到的命運——引者），凡是被他們捉住的都被殺掉。
在那些服從卡爾波或馬裏烏斯或諾爾巴努斯或他們的將領的意大利人中間也有許多人被屠戮、流放或沒收了財產。全意大利的法庭用各種罪名判處他們嚴厲的懲罰：有的因為指揮過軍隊；有的因為曾在軍隊中服役；有的因為捐獻過金錢；有的因為幹了別的事情，甚至有的因為出了反對蘇拉的計謀；款待客人、個人間的友誼、借貸金錢同樣都被認成是犯罪的行為。往往有人被逮捕就因為對有嫌疑的人做了點好事，或者僅僅是因為在路上結伴而行。富人中受到這種控告的最多。當對個人控告不成的時候，蘇拉就對整個城市進行報複……下麵再看一下普魯塔克關於蘇拉對本國公民的暴行又說了些什麼：
……這件事（指蘇拉背信地殺死安提姆奈的六千名士兵一事——引者）使得甚至最無知的羅馬人都看清楚，他們所得到的並不是一次全麵的改變，而隻是一個暴君代替了另一個暴君。……現在蘇拉開始造成了流血，他使城市到處都是死亡，無數的死亡。有些人和蘇拉從無任何瓜葛，卻由於個人的怨仇而遭屠戮，原來他（蘇拉——引者）是為了取悅於依附他的那些人才同意處死這些無辜者的。終於有一個名叫凱烏斯·梅特路斯的年輕人在元老院裏壯著膽子問蘇拉，這場慘禍什麼時候可以結束，他要進行到什麼程度人們才能希望看到事情的終了。梅特路斯說：“我們並不是反對你對你決心鏟除的那些人進行報複，我們隻是請求你使你決定赦免的那些人解除恐懼。”蘇拉回答說他還沒有決定要赦免哪些人。梅特路斯說：“那麼請告訴我你要懲處的是哪些人？”蘇拉說他會的。……蘇拉沒有同任何一位高級官吏打招呼便宣布八十人為敵人……第二天他又宣布二百二十人為敵人，第三天也是二百二十人。在對人民發表的講話中談到這些措施時，他說凡是他能想到的他都已宣布了，至於現在沒有想到的人們，將來他還是會宣布的。公敵宣布令中規定，凡接納和庇護被宣布為公敵的人的任何人都將會為這一人道行動而被處死；兄弟、子女、雙親也不例外。殺死一個被宣布為公敵的人得獎賞兩塔蘭特，奴隸殺死主人或兒子殺死父親均所不計。但人們認為最不公道的做法是，被宣布為公敵的人的子孫也受到不名譽的株連並被沒收了財產。公敵宣布令不限於羅馬本城；它們遍及意大利的每個城市。無論神殿、旅舍還是父祖的故家都逃脫不掉被屠戮的命運。丈夫被殺死在自己妻子的懷抱裏，子女被殺死在母親的懷抱裏。為了報複和仇恨而被屠殺的人數比起為了財產而被屠殺的人數來簡直微不足道。連凶手們也看得出，某人是死於他的豪華的邸宅，某人是因他的果園送了命，還有人是因為自己的熱水浴場而喪生。一個從來沒有參與過政治的名叫克溫圖斯·奧列利烏斯的人，盡管關於這些災難，他至多隻不過是同情其他人的苦難，但有一次他偶爾到廣場去看被宣布為公敵的人們的名單，不料竟發現自己的名字也在其中，於是叫道，“唉！我是多麼不幸啊。是阿爾巴的莊園要了我的命啊”。他沒走多遠就被搜索他的某個人殺死了。
羅馬共和國末期的曆史就沾滿了無數無辜者的鮮血。一片片血腥的屠場，這就是這時羅馬人民命運的寫照。自從戰事不再是全體羅馬公民的事情而變成一批人的“專業”，自從士兵不再屬於羅馬共和國，而成為某些統帥手中的工具，自從元老院和每年選出的高級官吏隻成了一種空洞的頭銜，成了羅馬光榮的過去的一個暗淡的影子那時起，陰謀、權術、威脅、利誘、暗殺、械鬥、誹謗、造謠——這一切就成了羅馬政治鬥爭的日課。貪汙受賄、荒淫無恥、拉幫結夥、明爭暗鬥、巧取豪奪，凡此種種就形成了羅馬社會的特點。在這一時期，政治上的重要人物白天外出時若沒有大批侍從保衛著，隨時有遭到暗算的危險。到處是刀光劍影，到處是陰森森的殺氣，到處是血淋淋的淒慘景象——隻有在這樣的背景上才能了解愷撒提出的clementia政策的意義和分量。但本書作者沒有對這一政策作出應有的評價，而隨意對之采取嘲笑的態度，就未免有點失之輕率了。
雖然，作者也還指出，這隻是一種策略，同愷撒的個人品質無關。的確，愷撒的個人品質如何，這是另外一個問題。但是作為政治家的愷撒，他的每一個行動都具有策略意義乃是順理成章之事，有什麼可以奇怪的呢。比起馬裏烏斯和蘇拉的凶狠殘暴，見人就殺，愷撒提出以仁慈對待敵人，不能不說是一大進步，是具有遠大政治眼光的做法。即使後來愷撒被刺，那也是因他個人疏於防範，絕不能歸咎於仁慈政策的。
當然，這一政策的提出首先是出於對敵鬥爭的利益，這樣做有利於分化敵人的力量和提高自己的威信，但從具體情況加以分析，我們不能不指出，很多方麵都比愷撒占有優勢的對手龐培，在羅馬也是很得人心的。對此愷撒提出並認真執行他的仁慈政策實在是十分明智的做法。關於愷撒曾下令把烏克塞洛都努姆城中拿過武器的人們的手都砍掉一事，《高盧戰記》的續作者、愷撒的親信之一希爾提烏斯所以特別申明“愷撒知道自己的仁慈是人所共知的，絕不怕給了他們嚴厲的處分之後，人們會疑心這是由於他的本性殘暴”，正是因為這種殘酷對待被打敗的敵人的行為在愷撒身上已經成了一個例外。而且，證之以現存史料中曆次作戰的情況，可以認為這種說法還是比較符合實際的。要知道，這些作品當時是在親曆者的眾目睽睽下發表的，容不得自己任意編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