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這個方麵，我會提及在第6節（客觀性和評價）所提出的學說。該節提出了如下論點：由於社會問題的科學研究本身必然對社會生活發生影響，所以知道這種影響的社會科學家不可能對他所不感興趣的客觀性保持足夠的科學態度。然而，這種情況並非社會科學所特有。自然科學家或工程師也有同樣情形。他雖然不是一個社會科學家，但他也會認識到新式飛機的發明會對社會產生重大影響。
剛才我已概述了科學和工業進步所依賴的社會建構方麵的條件。現在重要的是要認識到，這些條件多半不能說是必要的，它們合起來也不是充分的。
這些條件之所以不是必要的，乃是因為沒有這些社會建構（也許語言除外），科學進步並非絕不可能。人們畢竟已經從說話“進步”到書寫及其他（盡管這種早期的發展，嚴格說來，也許不是科學的進步）。
在另一方麵，並且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認識到，即使有了全世界最好的建構組織，科學進步也會在某一天停止。例如，說不定有某種神秘主義的流行病。這當然是可能發生的，因為有些知識分子確實已經退回到神秘主義去而與科學進步（或與開放社會的要求）相對抗，每一個人都有可能照此行事。也許人們會設計出一套進一步的社會建構，例如教育的建構，以抵製觀點的統一和鼓勵不同意見來消除這個可能性。還有，進步觀念及其熱烈宣傳也會產生某種效果。但是，所有這些都不可能確實保證進步。因為我們不能排除（比方說）存在著傳播極樂世界幻想的種種細菌或病毒的邏輯可能性。
因此，我們發現，甚至最好的建構也不可能是連笨旦也會操作的。我以前說過：“建構好比堡壘，它們不但要設計得好，並且要恰當配備人員。”但是，我們不能保證正直的人一定對科學研究感興趣。我們也不能保證一定會出現富於想象力並熱衷於提出新假說的人。歸根結底，在這些事情上往往在於純粹的偶然。因為真理不是明顯的；孔德和密爾誤以為“障礙”（說的是宗教）一旦消除，隻要願意就能看見真理。
我們認為這個分析的結果可以加以概括。在絕大多數的，或者在全部的建構社會學（institutionalsocialtheories）中，人的因素將仍然是一個非理性的成份。與此相反的學說卻教導我們，要把社會理論回歸為心理學，就象把化學回歸為物理學一樣。我認為這是出於一種誤解。它出自一種錯誤的信念，以為這種“方法論心性主義”（methodologicalpsycholgism）是方法論個人主義的必然結論，以為它是如下難以反駁的學說的必然結論，這個學說認為我們必須把一切集合體的現象理解為由於個人的行為、相互作用，意念、希望和思想所造成，是由於個人所創造和保存的傳統所造成。然而，我們並非必須接受心性主義才能是一個個人主義者。建立理性模式的“零點法”也不是一個心理的方法，而是一個邏輯的方法。
事實上，心理學不能是社會科學的基礎。首先是因為它本身恰恰是一門社會科學。“人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社會建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因而對人性的研究就以對這些建構的理解為前提；其次是因為社會科學在很大程度上涉及人們行為的未意料的結果或反應。在這裏“未意料的”（unintended）不一定指“不是有意識地想望的、它特別指那些可能破壞行為者全部利益的反應，不論有意識的還是無意識的。有些人也許說，喜歡住在山上和過寧靜生活可以從心理方麵加以解釋，但是，如果事實上有許多人喜歡住在山上卻不能享受寧靜生活，那麼這個事實就不是一個心理事實；這類問題從根本上說是社會理論的問題。
就此，我們得出了與孔德和密爾那個至今還很時髦的方法極不相同的結論。我們不把社會學問題回歸為人性心理學這個貌似堅實的基礎；我們可以說，人的因素在社會生活中和一切社會建構中終歸是不確定的和捉摸不定的成分。它確實終歸不能由社會建構完全控製的因素（這是斯賓諾莎最早發現的）；因為每當企圖完全控製它就必然導致專製；這意味著人的因素是萬能的——少數人乃至一個人的妄想是萬能的。
那麼，人的因素能否由妄想的反麵——科學來控製呢？毫無疑問，生物學和生理學能夠或不久就能夠解決“改造人的問題”。然而，改造人就必然破壞科學的客觀性和破壞科學本身，因為科學的客觀性和科學都有賴於思想的自由競爭，也就是有賴於自由。如果理性的成長要繼續下去，人的理性能夠幸存，那麼人與人之間的差異以及他們的意見、意念和目的就不得加以幹預（除了在政治自由受到危害的極端情況下）。甚至對共同目的的激動人心的呼籲，不論如何美好，也是呼籲人們放棄一切有分歧的道德觀念以及放棄不同道德觀念所引起的相互批評和爭論。這是放棄理性思維的呼籲。
要求對人性加以“科學的”控製的進化論者，沒有認識到這個要求如何是自殺性的。進化和進步的主要動力是可供選擇的物質的多樣性。僅就人類進化而論，這就是“人們有自己的偏愛和有別於他人的自由”——“有不讚同多數人和走自己的路的自由”。整體主義的控製必然導致思想一律，而不是導致人權平等，這意味著進步的終止。
.結論，曆史決定論的感情吸引力
曆史決定論是極其古老的思想傾向。它的最古老形式，例如關於城邦和種族的生命循環學說，較之據說存在著所謂隱藏在命運盲目決定背後的目的那種原始神學，確實還要古老。盡管所隱藏的目的這種神學與科學的思維方式相去甚遠，但它卻甚至在最近的曆史決定論裏留下了明白無誤的痕跡。曆史決定論的每一種說法都顯示出被不可抗拒的力量推向未來的感覺。
然而，現代曆史決定論者似乎不知道他們學說如此古老。他們相信（他們對現代主義的崇拜難道允許他們不相信嗎？）他們牌號的曆史決定論是人類思維的最新和最大膽的成就，這個成就如此驚人地新穎，以致隻有極少數人才能掌握它。的確，他們相信正是他們自己發現了變革問題（這是思辨形而上學的最古老問題之一）。他們的“動態”思維與前幾代人的“靜態”思維不同，他們相信他們之所以能夠取得進步，是由於我們現在“生活在革命之中、革命大大加速我們的發展，以致現在我們能夠在有生之年直接體驗社會變化。這種說法顯然純屬神話。在我們這個時代之前已發生過重大的革命，並且自赫拉克利特的時代以來，人們已多次發現變革。
把這種易受攻擊的思想作為大膽的和革命的思想而提出來，我認為這反而透露出一種不自覺的保守主義；對這種變化懷著如此熱烈感情的人，說不定會吃驚地懷疑，它是不是矛盾情緒的唯一方麵呢，是否有某種需要我們加以克服的同樣巨大的內在阻力呢。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這就說明他們何以帶著宗教熱情來宣稱這種老掉牙的哲學是最時髦因而最偉大的科學革命。歸根結底害怕變化的人正是曆史決定論者。他們如此不能合理地對待批評，要別人如此聽從他們的教導，難道不是由於害怕變化嗎？的確，曆史決定論者似乎因為喪失了一個不變的世界而希望獲得補償，從而傾向於相信變化是可以預見的，因為它受一個不變規律支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