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歲以前在學校裏受教育。同時，也開始自己看書、看報刊，從中求知識、受影響。在教室裏、在自學中，我都曾有幸受熏陶於和風吹拂、春氣一室的境界。在這樣的境界中，人們會很自然地勇於講話。即使說錯了，得到的也會是和善的切磋。我以為這是無上的精神享受。對此，雖然已經年過八十，我仍夢寐以求，求因學習而獲益的樂趣，像如魚得水。
我也有過另一種經曆：讀小學、中學時，每周一都有個總理紀念周的行禮如儀。《總理遺囑》，隻說不做，流於形式，已化為耳邊風。下麵往往是校長訓話。這位小學校長講的總是很具體。印象最深的一次，她說，四年級上某節課時，老師在寫黑板，有個男同學，指了指一個女同學，然後朝另一個男同學眨眼睛、刮鼻子。校長厲聲說：“這種小流氓習氣，是不允許帶到學校裏來的！”這類兒童自己創作的“言情小說”，本就風行。經校長這樣一形容，許多人都朝那個女主角看，眾目睽睽，這女孩子先是滿麵通紅，接著哇的一下哭出聲來。紀念周裏這類餘興節目，是很受頑童們歡迎的。
到了中學，正逢救亡運動風起雲湧。敵人已經進關占據了冀東，寇氛日逼。學生們怎麼能定下心讀書？“一二？九”時同城的許多學校的學生上街了。我們的校長緊閉校門，然後訓話，強調苦學，說苦學首先就要閉目塞聽，也就是“雙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聖賢書”。以為如此，邪說可拒，他的鐵桶江山當保無虞。校長的陳規套語是無吹灰之力的。遠不如當時一位作家說得新鮮，大家雖有反感，卻又流行於眾口。那名言是：“國家事管他娘，叉叉麻將”。這昏話直接地體現了國民性中得過且過，等做奴隸的劣根。事實是：道貌岸然也好、嘻皮笑臉也好，都是徒勞的。都無法禁止青年們與某些刊物的共鳴。當時最受歡迎的刊物是：從《生活周刊》開始、主持人則以鄒韜奮為代表的、堅持不屈始終高舉“生”字旗幟的那一隊迎著讀者走來的刊物。他們辦刊物，不是如上述兩位校長君臨眾生，自說自話，而是將那種相沿成習、牢不可破的辦事公式加以破壞，版麵上作者、編者發言，也讓讀者上台講話，於是刊物上出現了直接來自群眾的願望與意見。使人如置身於一個平等的誰都可以講話的大家庭裏。就這樣，他們團結了廣大的讀者，彼此交流、呼應，進一步攜手共進了。我就是隨著“生活”的發展，於魯迅、巴金等人的作品以外，走向一個全新的學習天地。最初讀的是：艾思奇的《大眾哲學》、何幹之的《中國近代啟蒙運動史》、張仲實翻譯的《政治經濟學》。它們使我看到苦難深重的人民的希望，讀書的情緒真是如魚得水樣的活潑。說句題外話，寫到這裏也就聯想起，“文革”時看到別人因背不出《語錄》就挨耳光。一時原有的被熱血拌和的理想似乎被放到冰箱裏去了，真是不勝悲涼感慨之至。
《開卷》是本小刊物，其中卻有個和諧的“國中之國”：《開有益齋閑話》，所占比重不小。開始，我沒有看，後來看了，還看出味道來了。因為它似乎也使我有一種熱鬧又親切的大家庭的感覺。《開卷》的作者多是文史研究者，讀者當然也就是有興趣於文史的了，它有較濃的學術空氣。就我說，它給了我許多信息，也讓我與一些老友有了聚首的機會。我從中學習，也得到啟發促我思考問題，推動我繼續工作。它使我想起《生活周刊》等。
覺得有近似之處。當然有重要的不同：《生活》的主題是抗戰救亡，它則是改革建設中的一點力量。相同的是重視群眾，想使它成為一個群策群力的集體。成為群言堂。於是，不停有新鮮空氣輸入，幫助作者、編者置身在群眾中，了解到群眾的需要與意見。《開卷》很快地發展，原因當在這辦刊方針吧？群言堂的對麵是一言堂，這一言堂表麵上所向披靡，例如上述兩個中小學裏的一言堂，自說自話，實際上毫無效果，甚至反把事情辦壞。當然群言堂要辦好，在一些方麵也許更不易。正如一個交響樂團，由弦、由管、由打擊樂器等組成，有時還有鋼琴和聲樂參加。樂師們不是無生命的機器，而是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藝術家。若各行所欲，必然金鼓雜作、七嘴八舌。一旦經作曲家合理配置，則送到聽眾耳朵裏的已是一首和諧且豐富的樂曲，得到的是合奏共鳴的愉悅。
《開有益齋閑話》是個微型的講壇，它在作者、編者以外辟出地盤，也讓讀者來發言，使前者能從實際出發為後者服務。現在要出書了，作為一個追隨者，我很高興能有機會說這些話。刊物就這樣辦下去，我想作者會日多、讀者會日多，鳳凰台上“群賢畢至”。
章品鎮
二OO三年一月匆匆寫於肚帶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