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台記者又要去，我很煩但不得不去。就修了一條路，就為遠處深山的百姓修了條能走四輪車的路，就避免了年年百姓為出山而人摔溝牛摔死的命運。
又來到了這個三縣交界處的山村，看著破爛依舊的茅草屋，看著因為沒處上學而四處玩耍快樂的孩子，我的眼睛有點酸澀。記者一再要我麵對鏡頭說說修這條路的經過。我實在是沒什麼說的，就強拉那個看起來傻傻的幹起活來卻不要命的村幹部來說，沒想到這個漢子什麼都說不出，卻滿臉的汗。幾個看新奇的老頭反倒無拘無束地說了記者想要的話。在大功告成即將回去的時候，那個漢子，那個村幹部冒出了一句，沒說的，我給你磕個頭。說著就要下跪。在這五月的高山巔，在雪還漫布農家屋院的時候，我狠狠地擂了漢子一拳就走了。
那年臘月末，冰雪肆虐了半個中國。我去新的單位象征性地報了個到，就蜷在家。坦率地說，我不想去哪個地方，苦了多少年，也身心疲憊了多少年，隻想有個安穩的窩就可以了，至於再去開拓什麼真的不想。那個臘月的下午，雪成團地砸，有兩個人進門。滿頭滿臉的雪和冰，紅黑的臉，無措的手，就那麼呈現在我麵前。他們說是那個村的幹部，想給我說說開年了給他們修條路。村名是我沒聽過的，人是我不認識的，再加上多年官場的曆練，我什麼都沒說隻是叫他們喝茶抽煙。冷場了半天，他們隻是低頭喝水，我不得不再三起身給他們添水。終於他們說要走，我有種如釋重負的感覺。他們在一個看不到顏色的包裏拿出了兩瓶茅台酒，沒等我反應過來就做賊般地走了。過那個年，我麵對那兩瓶酒都有芒刺在背的感覺。
一上班，我就問那個村的情況，除了說那個村位於三縣交界處，是全市海拔最高的村以外，再說不上什麼，都沒去過。我說修路如何，都搖頭，說成本太大，那麼邊遠的山村沒人去。我下意識地在等那兩個村幹部，可是幾天過去了沒有人來。
我想去，我想知道在那個人均收人隻有一千多塊錢的地方，是什麼原因讓他們能花兩瓶茅台酒的代價。坐車兩個小時後，滿眼的山，漫山的雪看不見路，看不見人。司機說沒路了。我問他去過那個山村嗎？他說沒有但知道大概的方位。於是進溝爬山，下山再轉彎再爬山。遠遠的幾十戶農家散落在坡上、溝底，沒有雞鳴，沒有狗吠，沒有人影，似乎沒有任何的生氣。我見到了來我家的那個村幹部，也不管炕上的被子是如何的破和髒，我趕緊上去鑽到被窩裏。看著一個勁搓手的漢子，我有點生氣。這麼遠的地方，幾乎是人不能生存的地方，還修什麼路？漢子似乎看出了我的不快。村子由五個自然村組成，每個村都相距十幾裏呢。他的意思在表達修路的必要性，沒想到更堅定了我不修路的決心。我下山了，不顧漢子全家的阻攔下山了。
走到半路，在一片雪霧中，在連腳都幾乎放不下的路上，有十幾個黑點在緩慢而堅決地移動著。近了，到跟前了，是十幾個十來歲的孩子放學回家了。每個孩子的頭上都頂著亮晶晶的冰塊，臉上衣服上除了白再沒有其他顏色，隻有因為粗重的呼吸而看到一團白氣能證明這些孩子是活的移動的。我站住了，他們也站住了，由於看到生人而害羞，他們的腳在地上無意識地搓著。搓一會兒，紅紅的腳指頭從破成洞的鞋裏不時地探頭張望。這時候，我想到和他們同齡的女兒，心突然狠命地疼疼得我全身發軟。“孩子，我的孩子！”我上去把兩個孩子攬在懷裏，我哭了。這是我的孩子，是我的百姓的孩子，我能有什麼理由放棄他們，有什麼理由不管他們嗎？身後傳來一片抽泣聲，那麼多的老人、孩子、女人在漢子的帶領下來了，來到我的麵前。
孩子上學要走二十裏的山路，孩子太小，路太窄太陡，於是那麼多的孩子就都綴學在家。糧食收成運不出去，得個病也送不到山下都耽誤了。我們都老了沒什麼指望了，可孩子，孩子都要重複我們的日子嗎？幾個老人的聲音越來越大。
都回吧，明天我給你們修路！都回吧！
雪在五月的時候還在下，我們的幹部帶著機械進溝修路了。那天晚上氣溫降到零下十度，一早我急忙趕去，怕凍著人。早上八點，雪凝成冰在下，那麼多的人，那麼多的女人和老人都在修路，都在笑著修路。我遠遠站著，就那麼站著，看著因為晚上看護機械而燃起的柴火灰燼，看著一件破舊的羊皮襖，我知道這路沒有問題能修好修成。隻是不知道，是我改變了他們，是路改變了他們，還是他們改變了我。
我暫時改變不了孩子幾十裏外上學的問題，但我至少可以讓我的孩子們腳下的路能平一點，能寬一點。我也暫時改變不了這個山村窮苦的日子，但至少可以給他們一點希望，可以讓他們走出大山，看看不一樣的生活，不一樣的日子。
我的孩子，我的鄉親，我還能給你們什麼？我真的想給你們所有的快樂和笑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