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三強、錢學森、鄧稼先、王淦昌、趙九章、姚桐斌、錢驥、郭永懷、於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亞、孫家棟、任新民、吳自良、陳芳允、陳能寬、楊嘉墀、周光召、屠守鍔、黃緯祿、程開甲、彭桓武——作為獻身國防科技事業的科學巨子，他們是“兩彈一星”的元勳，他們創造的“兩彈一星”精神成為中華民族的寶貴財富；他們熱血鑄劍、天宇拓荒、踏浪逐星，為共和國的國防建設事業燃盡了自己的青春和熱血；他們如浩瀚天宇上的明星，放射著永恒的光芒！
中國兩彈之父——鄧稼先
他，一個忠厚樸實的人，卻毅然決然地參與了共和國核研究工作；他，一個默默無聞的人，戈壁的風沙吹散了他的姓與名；他，一個滿腔熱血的人，為祖國隱姓埋名幾十年。當戈壁風沙在天空狂舞時，那個不知道是誰的灰色身影與風沙融合在一起。他，就是鄧稼先。
年少時的鄧稼先，在他即將邁進校門時，父親就為他立下“三不朽”的規矩：立不朽之德，立不朽之言，立不朽之功。直至幾十年後，這“三不朽”依然是鄧稼先遵循的原則。
鄧稼先的少年時光並非充滿歡樂，因為那時國難當頭，七七事變爆發，日軍侵略北平城。所謂國破家亡，鄧稼先的家庭也在戰爭中顛沛流離，亡國恨，民族仇，一並結在鄧稼先心頭。
立誌求學報國的鄧稼先，於1941年秋考入了西南聯大物理係。西南聯大是原來的北大、清華和南開三所大學在南遷後合並的一所學校。抗戰時期，鄧稼先在昆明參加了共產黨的外圍組織“民青”，投身於爭取民主、反對國民黨賣國獨裁的鬥爭。抗戰勝利後，21歲的鄧稼先便在學生運動中擔任了北大教職工聯合會主席。
此後，鄧稼先心懷救國的抱負，遠渡重洋，赴美留學，進入美國印第安納州的普渡大學研究生院。鄧稼先以常人難以想象的能力，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內完成了學業，並順利通過了博士論文答辯。那時的鄧稼先剛剛26歲，人們折服於他的聰明才智，驚歎於他的年輕有為，都稱他為“娃娃博士”。
這位別人眼中的“娃娃博士”，做起事情來確有年輕人的果敢，也有博士的縝密，他於得到博士學位的第九天，就返回祖國，成為了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員。在此後的八年間，他始終在進行中國原子核理論的研究工作。
1958年8月的一天，時任中國核工業部副部長的錢三強把鄧稼先叫到自己的辦公室，並對他說：“中國要放一個‘大炮仗’，要調你去參加這項工作，你看怎麼樣？”鄧稼先毫不猶豫地答應了。接受錢三強交予的任務後，鄧稼先徹底消失在了親朋好友的視線裏。為了對中國核事業保密，鄧稼先沒有向家人說出實情，即使是自己的妻子，也不知道他究竟在忙些什麼。這個謎題，直到1986年6月的一天，才揭曉答案。近三十年的隱姓埋名，鄧稼先一心撲在了發展中國核事業上。
作為中國核事業的骨幹力量，鄧稼先肩負重任，在核工業發展“龍頭”——原子彈理論設計過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著名的“九次運算”，後來被數學家華羅庚稱為是“集世界數學難題之大成”的成果，就是最好的證明。然而，鄧稼先不單是別人眼中單憑腦力工作的科學家，他的身影還常常出現在飛沙走石的戈壁試驗場。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令所有人熱血沸騰。爆炸後的濃煙還未散去，為了盡快得到最珍貴的數據，鄧稼先不顧核輻射的危險，親自進入爆炸現場采樣。
如果說鄧稼先為中國核事業的貢獻僅停留在原子彈的話，那還遠遠不夠。在原子彈試驗成功後，鄧稼先又投入到了氫彈的研製中。他和另一位科學家於敏共同研究的氫彈方案——“鄧—於方案”付出了實踐，這顆氫彈在原子彈爆炸的兩年零八個月後試驗成功。
1979年，鄧稼先擔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長，他常說：“在我們這裏沒有小問題，任何一件小事都是大事。小問題解決不好就會釀成大禍。”在一次新型核彈實驗進行中，飛機攜帶核彈直飛爆心，卻久久沒用聽到投彈後的爆炸聲。焦急等待的科技人員有些不知所措，當大家環顧四周時，竟發現鄧稼先已經向試驗場走去了。
鄧稼先把一生都獻給了中國的核事業，即使身患癌症，也始終堅守在大漠深處。1984年，鄧稼先親自指揮的中國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試驗成功。次年，他的癌擴散到了無法挽救的地步，而他的心願卻是那麼的簡單——在國慶節去看看天安門。
1986年7月16日，中國核事業的領路人鄧稼先與世長辭，而病榻上的他唯一放心不下的還是那份光榮的任務，“不要讓人家把我們落得太遠……”是他最後的囑托。
第二節 中國原子能事業的開拓者——錢三強
從義理到物理，從固體到流體，順逆交替，委屈不曲。榮辱數變，老而彌堅，這就是他人生的完美力學！在錢三強眼裏，“無名無利無悔，有情有義有祖國”就是他的完美人生。
錢三強父親錢玄同是中國近代著名語言文字學家，錢三強從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1929年，即將中學畢業的錢三強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接觸到了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建國方略》等幾本進步書籍，書中對中國未來的展望，深深牽動著錢三強的心：以蘭州為中心建成幾大鐵路幹線，北方、東方和南方設立大港……錢三強讀者讀著，仿佛看到了中國光明的未來。他越發感到，使國家擺脫屈辱，逐漸強大，建設強大的工業，發展先進的科學技術是唯一的途徑。於是他果斷決定：學工科，將來做一名機電工程師！從此以後，錢三強便與科學結下了不解之緣。
錢三強16歲時考入北京大學預科，1932年又考入清華大學物理係。畢業後，錢三強擔任了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嚴濟慈所長的助理。次年，七七事變爆發，錢學森懷著報國之誌遠赴歐洲，進入巴黎大學居裏試驗室做研究生，師從居裏夫婦。1948年夏天，錢三強懷著激動的心情，回到戰亂中的祖國。不久，新中國舉行了開國大典，有幸登上了天安門城樓的錢三強激動得熱淚盈眶。那一刻，他真正地看到了中國的未來，心中更加堅定了建設國家的決心。
新中國建立之初，錢三強便全身心地投入到開創原子能事業當中。他在中國科學院先後擔任了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副所長、所長。1955年，中央決定發展核事業後，錢三強又成為了製定規劃的重要人選。作為中國發展核武器的組織協調者和總設計師，1958年，錢三強參加了蘇聯援助的原子反應堆的建設，並彙聚了包括鄧稼先在內的一大批優秀科學家，在核領域創造了世界上最快的發展速度。所以，在中國的科學界，錢三強領導的研究所堪稱“滿門忠烈”。
在蘇聯單方麵撕毀合同，撤走所有在華專家和設備之後，中國的核事業發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打擊。疾風識勁草，嚴寒知鬆柏。錢三強帶領原子能戰線上的工作人員，以“自力更生”為口號，繼續發展中國的核事業。研製原子彈，必須提煉出鈾—235。當時，有一種擴散分離膜是鈾—235生產中最關鍵的部分，蘇聯對這個技術嚴防死守。“別人能搞出來的東西，我們也能搞出來”，為此錢三強組織了攻關小組，聯合中科院、冶金部和複旦大學等幾個研究單位，經過兩年的努力，終於成功研製出合格的擴散分離膜，並開始批量生產，為中國製成原子彈提供了必要的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