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我說陳先生是三世愛國，三代人。第一代人陳寶箴出生於1831年，1860年到北京會試，那時候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陳寶箴先生在北京城裏看見西方煙火衝天，痛哭流涕。1895年陳寶箴先生任湖南巡撫，主張新政，請梁啟超做時務學堂總教習。陳寶箴先生的兒子陳三立是當時的大詩人，陳三立就是陳散原，也是愛國的，後來年老生病，陳先生迎至北京奉養。1937年陳三立先生生病，後來盧溝橋事變，陳三立老人拒絕吃飯，拒絕服藥。前麵兩代人都愛國，陳先生自己對中國充滿了熱愛，有人問為什麼1949年陳先生到南方來，關鍵問題在上次開會之前就有點爭論。有一位台灣學者說陳先生對國民黨有幻想，要到台灣去。廣州一位青年學者說不是這樣。實際上可以講，陳先生到了台灣也是愛國，因為台灣屬於中國，沒有出國，這是詭辯。事實上，陳先生到了廣東不再走了，他對蔣介石早已失望。40年代中央研究院院士開會，蔣介石接見，陳先生回來寫了一首詩“看花愁近最高樓”，他對蔣介石印象如此。
大家一般都認為陳先生是鑽進象牙塔裏做學問的，實際上，在座的與陳先生接觸過的還有不少，我也與陳先生接觸了幾年，陳先生非常關心政治，非常關心國家前途，所以說到了廣東後不再走了。陳先生後來呢，這就與我所講的第二個問題有關了。
陳先生對共產主義是什麼態度，現在一些人認為他反對共產主義，實際上不是這樣的，大家看一看浦江清《清華園日記》，他用英文寫了幾個字，說陳先生讚成Communism（共產主義），但反對Russian Communism，即陳先生讚成共產主義，但反對俄羅斯式的共產主義。浦江清寫日記，當時不敢寫“共產”兩個字，用了英語。說陳先生反對共產主義是不符事實的。那麼，為什麼他又不到北京去，這就涉及我講的第二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我講了陳先生是一個真正的中國人，重點在“真正”，三代愛國還不“真正”嗎？這第二個問題講陳先生是一個真正的中國知識分子。
我自己作為一個中國的知識分子，也做了有80年了，有一點體會。中國這個國家呢，從曆史上講始終處於別人的壓迫之下，當時是敵人現在可能不是了，不過也沒法算，你說他們現在跑到哪裏去了，誰知道。世界上哪有血統完全純粹的人！沒有。我們身上流的都是混血，廣州還好一點，廣東胡血少。我說陳先生為什麼不到北京去？大家都知道，周總理、陳毅、郭沫若他們都希望陳先生到北方去，還派了一位陳先生的弟子來動員，陳先生沒有去，提出的條件大家都知道，我也就不複述了。到了1994年，作為一個中國的知識分子，我寫過一篇文章：《一個老知識分子的心聲》，我說中國的知識分子由於曆史條件決定有兩個特點，第一個愛國，剛才我已講過了；第二個骨頭硬，硬骨頭，骨頭硬並不容易。毛澤東讚揚魯迅，說魯迅的骨頭最硬，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優良傳統。
三國時禰衡罵曹操。章太炎罵袁世凱，大家都知道，章太炎掛著大勳章，赤腳，到新華門前罵袁世凱，他那時就不想活著回來。袁世凱這個人很狡猾，未敢怎麼樣。中國知識分子的這種硬骨頭，這種精神，據我了解，歐洲好像也不大提倡。我在歐洲呆了多年，有一點發言權，不過也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確。所以，愛國是中國知識分子幾千年來的一個傳統，硬骨頭又是一個傳統。
陳先生不到北京，是不是表示他的骨頭硬，若然，這下就出問題了：你應不應該啊？你針對誰啊？你對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骨頭硬嗎？我們50年代的黨員提倡做馴服的工具，不允許硬，難道不對嗎？所以，中國的問題很複雜。
我舉兩個例子，都是我的老師，一個是金嶽霖先生，清華園時期我跟他上過課；一個是湯用彤先生，到北大後我聽過他的課，我當時是係主任。這是北方的兩位，還可以舉出其他很多先生，南方的就是陳寅恪先生。
金嶽霖先生是偉大的學者，偉大的哲學家，他平常非常隨便，後來他在政協呆了很多年，我與金嶽霖先生同時呆了十幾年，開會時常在一起，同在一組，說說話，非常隨便。有一次開會，金嶽霖先生非常嚴肅地作自我批評，絕不是開玩笑的，什麼原因呢？原來他買了一張古畫，不知是唐伯虎的還是祝枝山的，不清楚，他說這不應該，現在革命了，買畫是不對的，玩物喪誌，我這個知識分子應該做深刻的自我批評，深挖靈魂中的資產階級思想，不是開玩笑，真的！當時我也有點不明白，因為我的腦袋也是馴服的工具，我也有點吃驚，我想金先生怎麼這樣呢，這樣表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