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１９５６年出版了第一本書《魯迅傳略》，從此開始了我的學術生涯。在這以後的五十多年裏，出的書，寫的文章，有不少都是談魯迅的。這固然一方麵是因為自己的興趣所在，另一方麵恐怕也是因為魯迅研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史方麵首屈一指的顯學。在這裏，聚集的研究者多，發表的成果也多，我隻是湊熱鬧的一人。不過我起意研究魯迅，卻還是這題目在中國成為顯學之前。前些年清理雜件，無意中見到我上中學時寫的幾頁草稿，哦，是了，這豈不是我試寫的魯迅傳記的片段麼。這給魯迅做傳的意圖一直沒有放下來，幾年之後終於出版了那本《傳略》。
回想起來也真夠荒唐的。那時，我除了通讀過已經發表的全部魯迅著作之外，像周作人、胡適、陳獨秀這些人的書都沒有讀過，關於魯迅，其實是所知甚少的。這樣一本粗疏膚淺的書居然也出版了，一是它趕上了紀念魯迅逝世二十周年這個大活動，更重要的是它的內容完全符合主流意識形態的導向。舉一個例：我在寫到１９３６年左翼文壇兩個口號之爭的時候，就說魯迅是受了反革命分子胡風的蒙蔽。雖說我引用了《人民日報》刊登的那些把胡風妖魔化的文字作為論據，卻不去想一想這些是真實的嗎。特別不應該的是，這書是在肅反運動中寫的。那時我自己正是一個失去了人身自由的肅反對象，從親身經曆中，我深知誣人小組（官文書寫作五人小組）對我的揭發，檢舉，定案，全都是血口噴人的誣枉之問，為什麼就不能推己及人，設身處地地去想想那些“揭露”胡風的文字呢？如果這本書稿就因為這種傾向而被選用，那麼這個起點真要令我感到羞恥。所幸的是我在不久之後即被打成右派分子，這本書因而不再印行。到１９８２年我將它增訂重印的時候，這些胡言亂語當然都刪去了。
就是這個１９８２年出的修訂本，也還是不行的。在１９８２年以後的二十多年裏，又出現了不少直接和間接的魯迅傳記資料，有可能給一些事情說得更清楚一些了。當然，也因為這些年裏自己的見識多少有點長進，於是重新做了一本《魯迅傳》讓它取代原來寫過兩次的《魯迅傳略》，希望這一本能夠留下去。
在我寫的有關魯迅的書裏麵，《魯迅回憶錄正誤》訂正了許廣平等人所寫回憶錄中的史實錯誤，很用了一點心思。《重讀魯迅》（同邵燕祥兄合著）在分析魯迅作品的時候，介紹了一些相關的背景材料，提出了一些和舊說不盡相同的意見。這兩本，我自己比較看重，也是希望能夠留下去的。
１９８０年以後，我陸續寫了不少談魯迅的單篇文章，有些是應報刊編輯者的約稿，命題作文；有的是為自己編的刊物作補白，介紹一點零星資料；當然也有自認為在研究中稍有心得，寫出來貢獻給讀者的。曆年所寫的這些文章，積起來怕有三四十萬字吧。曾經結集過一回，那就是２００１年在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魯迅論集》，收集了截止那時為止我談魯迅的幾乎全部文章。版權頁上未載明印數，聽說怕賣不掉，隻印了一千本，那麼看到這書的也就隻是一千人了。這樣倒也好。例如書中所介紹的一些資料，已經被《魯迅全集》的注釋采用，不必再以原來的形式保留在我的書中，我也無意將這本《論集》重印了。現在隻從其中選取比較可讀的幾篇，再加上這幾年的新作，編成了這一本。從所收的每一篇裏，可以看出我寫作當時的見識和寫作環境，許多字句都反映了當時的色彩，今天來看顯然是過時了。不過我都不加改動，好讓讀者看到我也是從那樣一個時代，那樣一個環境走過來的，我也深深受到過那樣的影響。這些影響在近年來所寫的中間才擺脫了。從這前前後後的文字裏看，自己的見識還是有點長進的。最後，我把《論集》“題記”中的一段話轉錄如下，以結束這篇序言：
稍可自慰的是，近年寫的幾篇比早年寫的似乎稍有一點進步。早年偏重於考據，隻能說是弄清楚研究對象的真實情況，為進入研究準備條件。近年所寫，套用古人的術語來說，是在考據之中稍稍涉及一點義理了。今後再寫，我還想是多在這方麵用力。考據文章，結論常常是唯一的，不容異議。一涉及義理，可就見仁見智，眾說紛紜了。讀者必有不同意見，歡迎提出來討論。
２００７年８月２７日朱正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