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為這種政治上的領袖是否“上帝”所“給”的，倒不值怎樣的注意，我們所要注意的是他能否解決全國大多數人所亟待解決的問題。德國的情形和中國的不同，但大題目也隻有兩個：一個是對外問題，尤其是取消“凡爾塞條約”問題；一個是對內問題，尤其是救濟失業問題。我覺得“上帝”所“給”德國人民的“政治領袖”所幹出的“領袖政治”，對這兩個問題，似乎隻有“口惠”，實際都沒有辦法。這層此刻暫且慢談，後麵當有專篇作事實上的分析。
我此時要提出可以注意的幾點如下：
（一）上麵所述的那種方式的政治領袖，也決不是像天上憑空掉下來的一件東西。例如德國的希特勒，去年1月間所以得一躍而上政治舞台，實當時實際環境所湊成。德國自社會民主黨秉政以來，不主張徹底改革，隻在現社會組織下努力，始終為資產階級利用，後來資產階級鑒於勞動階級的聲勢日大，深覺社會民主黨之不足再供利用，乃索性揭開假麵具，利用國社黨，作明目張膽的壓迫，以作最後的掙紮。
（二）這種所謂政治領袖，在未上台以前，要奪取政權，也要用欺騙方法，取得一部分民眾的擁護；這種欺騙，所以能有相當的效力，是因為他從前未在政治舞台上有過惡印象留在民間的緣故。倘若早已久執政權，統治得一團糟，信用掃地，要想再用欺騙方法，利用“領袖政治”的新招牌，那更是一件難事了。
（三）在外國所見的這種所謂領袖政治，雖未見他們對國事有何根本的辦法，但他們個人方麵，還能稍稍顧點麵子，不得不做出一點勤廉的樣子，像希特勒最近聽說連薪水都不要，全部捐作黨費，這於社會根本問題的解決當然沒有什麼關係，並不值得怎樣的讚揚，但比之東一個別墅，西一所洋房，窮奢極欲的政治上的所謂“要人”，給人的印象究竟有些不同。
最後關於“領袖”這個東西，還有一點感想要附帶地說一說：我在柏林的時候，屢次聽見有中國友人看見德國有一班人大捧他們的領袖希特勒，便慨乎言之地說中國人就缺乏這種“美德”（？），說中國人就不肯擁護領袖，並肯定地斷言中國之沒有救藥，病根就在這裏。關於這一點，我卻有些不同的感想，我覺得中國人最重視領袖——不過我們所重視的領袖是真能在行動上事實上表現他能為大眾犧牲努力的領袖，倘隻叫中國人對著掛空招牌的領袖舉手行禮高呼“×××萬歲！”這玩意兒是弄不來的。關於這一點，事實上的佐證多得很，隨手拈來就是。試舉一二比較近的事實說，在舉國民眾熱烈抗日高潮的時候，馬占山將軍在嫩江率軍血戰抗日，全國人民對於他的崇拜的種種表現，實難形容；杜重遠先生當時到四川重慶一帶去演講救國運動，甚至看見有人把他的相片排列在祖宗牌位一起，有人希望他有機會做中國的大總統！上海十九路軍血戰抗日，全國民眾對於他們的領袖及士兵們的崇拜，其種種表現，也是出於衷心而為我們所共見的。我當然不是說這些人就可以做中國政治上的領袖，我是要證明中國人所要重視的領袖是在行動上事實上有辦法為大眾努力的領袖，不是掛著空招牌擺著空架子的領袖。如有人自以為是中國的領袖而怪中國人民不知或不肯擁護他，我要請他問一問自己有了什麼，做了什麼，足以引起中國人民的信仰和敬重！
1934年6月2日，倫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