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是就魯迅先生的文章中論到中國語言文字的話，綜合的加以說明，不參加自己意見。有些就抄他的原文，但是恕不一一加引號，也不注明出處。
魯迅先生以為中國的言文一向就並不一致，文章隻是口語的提要。我們的古代的紀錄大概向來就將不關重要的詞摘去，不用說是口語的提要。就是宋人的語錄和話本，以及元人雜劇和傳奇裏的道白，也還是口語的提要。隻是他們用的字比較平常，刪去的詞比較少，所以使人覺得“明白如話”。
至於一般所謂古文，又是古代口語的提要而不是當時口語的提要，更隔一層了。
他說中國的文或話實在太不精密。向來作文的秘訣是避去俗字，刪掉虛字，以為這樣就是好文章。其實不精密。講話也常常會辭不達意，這是話不夠用；所以教員講書必須借助於粉筆。文與話的不精密，證明思路不精密，換一句話，就是腦筋有些糊塗。倘若永遠用著這種糊塗的語言，即使寫下來讀起來滔滔而下，但歸根結蒂所得的還是一些糊塗的影子。要醫這糊塗的病，他以為隻好陸續吃一點苦，在語言裏裝進異樣的句法去，裝進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國的句法去。
習慣了，這些句法就可變為己有。
他讚成語言的歐化而反對劉半農先生“歸真反樸”的主張。他說歐化文法侵入中國白話的大原因不是好奇，乃是必要。要話說得精密，固有的白話不夠用，就隻得采取些外國的句法。這些句法比較的難懂，不像茶泡飯似的可以一口吞下去，但補償這缺點的是精密。反對歐化的人說中國人“話總是會說的”，一點不錯，但要前進，全照老樣子是不夠的。
即如“歐化”這兩個字本身就是歐化的詞兒，可是不用它，成嗎？
“歸真反樸”是要回到現在的口語，還有語錄派，更主張回到中古的口語，魯迅先生不用說是反對的。他提到林語堂先生讚美的語錄的便條，說這種東西在中國其實並未斷絕過種子，像上海堂口攤子上的文人代男女工人們寫信，用的就是這種文體，似乎不勞從新提倡。他還反對“章回小說體的筆法”，都因為不夠用，不精密。
他讚成語言的大眾化，包括書法的拉丁化。他主張將文字交給一切人。他將中國話大略分為北方話，江浙話，兩湖川貴話，福建話，廣東話，主張地方語文的大眾化，然後全國語文的大眾化。這全國到處通行的大眾語，將來如果真有的話，主力恐怕還是北方話。不過不是北方的土話，而是好像普通話模樣的東西。
大眾語裏也有紹興人所謂“煉話”。這“煉”字好像是熟練的意思，而不是簡練的意思。魯迅先生提到有人以為“大雪紛飛”比“大雪一片一片紛紛的下著”來得簡要而神韻。他說在江浙一帶口語裏，大概用“凶”“猛”或“厲害”來形容這下雪的樣子。《水滸傳》裏的“那雪正下得緊”，倒是接近現代大眾語的說法，比“大雪紛飛”多兩個字，但那“神韻”卻好得遠了。
這裏說的“神韻”大概就是“自然”，“到家”，也就是“熟練”或“煉”的意思。
對文言的“大雪紛飛”，他取“那雪正下得緊”的自然。但一味注重自然是不行的。他主張語言裏得常常加進些新成分，翻譯的作品最宜擔任這種工作。即使為略能識字的讀眾而譯的書，也應該時常加些新的字眼，新的語法在裏麵。但自然不宜太多；以偶爾遇見而自己想想或問問別人就能懂得的為度。這樣逐漸的揀必要的一些新成分灌輸進去，群眾是會接受的，也許還勝過成見更多的讀書人。必需這樣，大眾語才能夠豐富起來。
魯迅先生主張的是在現階段一種特別的語言，或四不像的白話，雖然將來會成為“好像普通話模樣的東西”。這種特別的語言不該采取太特別的土話，他舉北平話的“別鬧”“別說”做例子，說太土。可是要上口，要順口。他說做完一篇小說總要默讀兩遍，有拗口的地方，就或加或改，到讀得順口為止。但是翻譯卻寧可忠實而不順；這種不順他相信隻是暫時的，習慣了就會覺得順了。若是真不順，那會被自然淘汰掉的。他可是反對憑空生造；寫作時如遇到沒有相宜的白話可用的地方，他寧可用古語就是文言，決不生造，決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誰也不懂的形容詞”。
他也反對“做文章”的“做”，“做”了會生澀，格格不吐。
可是太“做”不行，不“做”卻又不行。他引高爾基的話“大眾語是毛坯，加了工的是文學”，說這該是很中肯的指示。他所需要的特別的語言，總起來又可以這樣說：“采說書而去其油滑，聽閑談而去其散漫，博取民眾的口語而存其比較的大家能懂的字句，成為四不像的白話。這白話得是活的，因為有些是從活的民眾口頭取來，有些要從此注入活的民眾裏麵去。”
北平《新生報》，194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