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的文的意念也經過幾番演變。南朝所謂“文筆”的文，以有韻的詩賦為主，加上些典故用得好，比喻用得妙的文章；昭明《文選》裏就選的是這些。這種文多少帶著詩的成分，到這時可以說是詩的時代。宋以來所謂“詩文”的文，卻以散文就是所謂古文為主，而將駢文和辭賦附在其中。這可以說是到了散文時代。現代中國文學的發展，雖隻短短的三十年，卻似乎也是從詩的時代走到了散文時代。初期的文學意念近於南朝的文的意念，而與當時還在流行的傳統的文的意念，就是古文的文的意念，大不相同。但是到了現在，小說和雜文似乎占了文壇的首位，這些都是散文，這正是散文時代。特別是雜文的發展，使我們的文學意念近於宋以來的古文家而遠於南朝。胡先生的文學意念，我們現在大概可以同意了。
英國德來登早就有知的文學和力的文學的分別，似乎是日本人根據了他的說法而仿造了“純文學”和“雜文學”的名目。好像胡先生在什麼文章裏不讚成這種不必要的分目。但這種分類雖然好像將表情和達意分而為二，卻也有方便處。
比方我們說現在雜文學是在和純文學爭著發展。這就可以見出這時代文學的又一麵。雜文固然是雜文學，其他如報紙上的通訊，特寫，現在也多數用語體而帶有文學意味了，書信有些也如此。甚至宣言，有些也注重文學意味了。這種情形一方麵見出一般人要求著文學意味，一方麵又意味著文學在報章化。清末古文報章化而有了“新文體”，達成了開通民智的使命。現代文學的報章化，該是德先生和賽先生的吹鼓手罷。這裏的文學意味就是“好”，就是“妙”，也就是“美”；卻決不是賣關子，而正是胡先生說的“明白”“動人”。報章化要的是來去分明，不躲躲閃閃的。雜文和小品文的不同處就在它的明快，不大繞彎兒，甚至簡直不繞彎兒。具體倒不一定。
敘事寫景要具體，不錯。說理呢，舉例子固然要得，但是要言不煩，或簡截了當也就是幹脆，也能夠動人。使人威固然是動人，使人信也未嚐不是動人。不過這樣解釋著胡先生的用語，他也許未必同意罷？
北平《新生報》，194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