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說來容易做來難。民間文學雖然有天真、樸素、健康等長處，卻也免不了醜角氣氛，套語爛調，瑣屑羅嗦等毛病。這是封建社會麻痹了民眾才如此的。利用舊形式而要免去這些毛病，的確很難。除非民眾的生活大大的改變，他們自己先在舊瓶裏裝上新酒，那麼用起舊形式來意義才會不同。這自然還是從知識分子方麵看，因為從民眾裏培養出作家，現在還隻是理想。不過就是民眾生活改變了，知識分子還得和他們共同生活一個時期，多少打成一片，用起舊形式來，才能有血有肉。所以真難。
再說普通所謂舊形式，大概指的是韻文，散文似乎隻是說書：這就是說散文是比較的不發達的。原來民眾欣賞文藝，一向以音樂性為主，所以對韻文的要求大。他們要故事，但是情節得簡單，得有頭有尾。描寫不要精細曲折，可是得詳盡，得全貌。這兩種要求並不衝突，因為情節盡管簡單，每一個情節或人物還不妨詳盡的描寫。至於整個故事組織不勻稱，他們倒不在乎的。韻文故事如此，散文的更得如此，這就難。
然而有些地方的民眾究竟大變了，他們自己先在舊瓶裏裝上新酒，例如趙樹理先生《李有才板話》裏的那些段“快板”的語句。這些快板也許多少經過趙先生的潤色，但是相信他根據的，原來就已經是舊瓶裏的新酒。有了那種生活，才有那種農民，才有那種快板，才有快板裏那種新的語言。趙先生和那些農民共同生活了很久，也才能用新的語言寫出書裏的那些新的故事。這裏說“新的語言”，因為快板和那些故事的語言或文體都盡量揚棄了民族形式的封建氣氛，而采取了改變中的農民的活的口語。自己正在覺醒的人民，特別寶愛自己的語言，但是李有才這些人還不能自己寫作，他們需要趙先生這樣的代言人。
書裏的快板並不多，是以散文為主。樸素，健康，而不過火，確算得新寫實主義的作風。故事簡單，有頭有尾，有血有肉。描寫差不多沒有，偶然有，也隻就那農村生活裏取喻，簡截了當，可是新鮮有味。另有長篇《李家莊的變遷》，也是趙先生寫的。周揚先生認為趕不上《板話》裏那些短篇完整。這裏有了比較詳盡的描寫，故事也有頭有尾，雖然不太簡單，可是作者利用了重複的手法，就覺得也還單純。這重複的手法正是主要的民族形式：作者能夠活用，就不膩味。
而全書文體或語言還能夠莊重，簡明，不羅嗦。這也就不易了。這的確是在結束通俗化而開始了大眾化。
《燕京新聞》，194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