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中葉以後，士民間的流通更自由了，士人是更多了。
於是乎“人情物理”的著作也更多。元代蒙古人壓迫漢人，士大夫的地位降低下去。真正領導文壇的是一些吏人以及“書會先生”。他們依據了“人情物理”的尺度作了許多戲曲。明代士大夫的地位高了些，但是還在暴君壓製之下。他們這時卻恢複了文壇的領導權，他們可也在作戲曲，並且在提倡小說，作小說了。公安派竟陵派就是受了這種風氣的影響而形成的。清代士大夫的地位又高了些，但是又在外族統治之下，還不能恢複元代以前的地位。他們也在作戲曲和小說，可是戲曲和小說始終還是小道，不能跟詩文並列為正宗。“人情物理”還是一種尺度，不能成為標準。但是平民對文學的影響確乎漸漸在擴大。原來士民的對立並不是嚴格的。尤其在文學上，平民所表現的生活還是以他們所“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士大夫生活為標準。他們受自己的生活折磨夠了，隻羨慕著士大夫的生活，可又隻能耐著苦羨慕著，不知道怎樣用行動去爭取，至多是表現在他們的文學就是民間文學裏；低級趣味是免不了的，但那時他們的理想是爬上高處去。這樣，士大夫的文學接受他們的影響，也算是個順勢。雖然“人情物理”和“通俗”到清代還沒有成為標準，可是“自然”這尺度從晉代以來已漸漸成為一種標準。這究竟顯出了人民的力量。
大清帝國改了中華民國，新文化運動新文學運動配合著“五四”運動畫出了一個新時代。大家擁戴的是“德先生”和“賽先生”，就是民主與科學。但是實際上做到的是打倒禮教也就是反封建的工作。反封建解放了個人，也發現了民眾，於是乎有了個人主義和人道主義；前者是實踐，後者還是理論。這裏得指出在那個階段上，我們是接受了種種外國標準，而向現代化進行著。這時的社會已經不是士民的對立，而是封建的軍閥官僚和人民的對立。從清末開設學校，受教育的人大量增多。士或讀書人漸漸變了質；到這時一部分成為軍閥和官僚的幫閑，大部分卻成了遊離的知識階級。知識階級從軍閥和官僚獨立，卻還不能跟民眾聯合起來，所以是遊離著。這裏麵大部分是青年學生。這時候的文學是語體文學，開始似乎是應用著“人情物理”“通俗”那兩個尺度以及“自然”那個標準。然而“人情物理”變了質成為“打倒禮教”就是“反封建”也就是“個人主義”這個標準，“通俗”和“自然”也讓步給那“歐化”的新尺度；這“歐化”的尺度後來並且也成了標準。用歐化的語言表現個人主義，順帶著人道主義，是這時期知識階級向著現代化的路。
“五卅”運動接著國民革命，發展了反帝國主義運動；於是“反帝國主義”也成了文學的一種尺度。抗戰起來了，“抗戰”立即成了一切的標準，文學自然也在其中。勝利卻帶來了一個動亂時代，民主運動發展，“民主”成了廣大應用的尺度，文學也在其中。這時候知識階級漸漸走近了民眾，“人道主義”那個尺度變質成為“社會主義”的尺度，“自然”又調劑著“歐化”，這樣與“民主”配合起來。但是實際上做到的還隻是暴露醜惡和鬥爭醜惡。這是向著新社會發腳的路。受教育的越來越多，這條路上的人也將越來越多，文學終於要配合上那新的“民主”的尺度向前邁進的。大概文學的標準和尺度的變換，都與生活配合著，采用外國的標準也如此。表麵上好像隻是求新，其實求新是為了生活的高度深度或廣度。社會上存在著特權階級的時候，他們隻見到高度和深度；特權階級垮台以後，才能見到廣度。從前有所謂雅俗之分，現在也還有低級趣味，就是從高度深度來比較的。可是現在漸漸強調廣度，去配合著高度深度，普及同時也提高，這才是新的“民主”的尺度。要使這新尺度成為文學的新標準，還有待於我們自覺的努力。
《大公報》，194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