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言》裏指出“西洋的文學批評偏於文學裁判及批評理論，中國的文學批評偏於文學理論”。“中國的批評，大都是作家的反串，並沒有多少批評專家。作家的反串，當然要側重理論的建設，不側重文學作品的批評”。又說中國的“批評不是創作的裁判，而是創作的領導”（一冊一四、一五麵）。他以為這是因為中國文化“尚用重於尚知，求好重於求真”（一冊一六至一七麵）。這裏指出的事實大體是不錯的；說是“尚用重於尚知”，也有一部分真理。但是說作家反串“就當然側重理論”，以及“求好重於求真”，似乎都還可以商榷。即如曹丕、曹植都是作家，前者說文人“各以所長，相輕所短”（《典論·論文》），後者更說“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與楊德祖書》），都並不側重理論。羅先生稱這些為“鑒賞論”（二冊七八至七九麵），鑒賞不就是創作的批評或裁判麼？照羅先生的意思，這正是求真；照曹植的話看，這也明明是求好——曹丕所謂長短，也是好與不好的別名。而西方的文學裁判或作家作品的批評，一麵固然是求真，一麵也還是求好。至於中國的文學理論，如載道說，卻與其說是重在求好，不如說是重在求真還貼切些。總之，在文學批評裏，理論也罷，裁判也罷，似乎都在一麵求真，同時求好。我們可以不必在兩類之間強分輕重。至於中國缺少作家作品的係統的批評，儒家尚用而不尚知，固然是一個因子，道家尚玄而不尚實，關係也許更大。原來我們的“求好”的藝術論淵源於道家，而道家不信賴語言，以為“言不盡意”，所以崇尚“無端崖之辭”。批評到作家和作品、便不免著實，成了“小言”有端崖之辭，或禪宗所謂死話頭。所以這種批評多少帶一點“陋”；陋就是見小不見大。中國文學批評就此沒有得著充分的發展；它所以不能成為專業而與創作分途並進，也由於此。至於現代西方人主張“創作必寓批評”“批評必寓創作”，如書中所引朱光潛先生的話，卻又因為分業太過，不免重枝節而輕根本，所以百尺竿頭，更進一步。這一步為的矯正那偏重的情形，促進批評的更健全的發展。但那批評和創作分業的現象，還要繼續存在，因為這是一個分業的世界。中國對作家和作品的批評，鍾嶸《詩品》自然是最早的一部係統的著作，劉勰《文心雕龍》也係統的論到作家，這些個大家都知道。但是大家都忽略了清代幾部書。陳祚明的《古詩選》，對入選作家依次批評，以辭與情為主，很多精到的意思。《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集部各條，從一方麵看，也不失為係統的文學批評，這裏紀昀的意見為多。還有趙翼的《甌北詩話》分列十家，家各一卷，朱東潤先生說是“語長而意盡，為詩畫中創格”（《批評史大綱》三六八麵），也算得係統的著作。此外就都是零碎的材料了。羅先生提到“製藝選家的眉批總評”，以為毫無價值（一冊一六麵，參看八麵）。這種選家可稱為評點家。評點大概創始於南宋時代，為的是給應考的士子揣摩；這種選本一向認為陋書，這種評點也一向認為陋見。可是這種書漸漸擴大了範圍，也擴大了影響，有的無疑的能夠代表甚至領導一時創作的風氣，前者如宋末方回的《瀛奎律髓》，後者如明末鍾惺、譚元春的《古唐詩歸》。文學批評史似乎也應該給予這種批評相當的地位，才是客觀的態度。其實選本或總集裏批評作家或作品的片段的話，是和選本或總集同時開始的。王逸的《楚辭章句》，該算是我們第一部總集或選本，裏麵就有了駁班固論《離騷》的話。班氏批評屈原和《離騷》，王氏又批評他的批評，這已經發展到二重批評的階段了。原來我們對集部的工作，大致有兩個方向。一是箋注，是求真；裏麵也偶有批評，卻隻算作箋注的一部分。《楚辭章句》裏論《離騷》，似乎屬於這一類。又如《文選》裏左思《魏都賦》張載注，論到如何描寫鳥將飛之勢，如何描寫台榭的高，比較各賦裏相似的句子，指出同異，顯明優劣，那更清楚的屬於這一類。
第27章 詩文評的發展——評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三分冊(1)（2 /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