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自己感覺到這是實在的情形。既然我們知道這是實在的情形，我們也就知道我們問過的問題的答案了。如果我們作為社會分子的生活——那就是我們的公眾生活，那就是我們的政治生活——已經變成了一種生活，可以引起我們私人的厭惡，可以引起我們私人的畏懼，也可以引起我們私人的希望；那麼，我們就沒有法子，隻得說，對於這種生活的我們的經驗，是有強烈的、私人的情感的經驗了。如果對於這種生活的我們的經驗，是有強烈的、私人的情感的經驗，那麼，這些經驗便是詩所能使人認識的經驗了——也許隻有詩才能使人認識它們呢。
三
但是如果我們知道這是實在的情形，那麼，詩對於政治改革的關係整個兒問題便和普通所討論的不同了。真正的怪事不是文學好事家所說的、他們感覺到的——他們感覺到的怪事是，公眾世界與詩的關係那麼少，詩裏會說得那麼多。真正的怪事是，公眾世界與詩的關係那麼多，詩裏會說得那麼少。需要解釋的事實，不是隻有少數現代詩人曾經試過，將我們時代的政治經驗安排成詩，而是作這種努力的現代詩人沒有一個成功的——沒有一個現代詩人曾經將我們這一代人對於政治世界的經驗，用詩的私人的然而普遍的說法表現給我們看。有些最偉大的詩人——葉慈（Yeats）最著名——曾經觸著這種經驗來著。但就是葉慈，也不曾將現代的政治世界經驗“當作”經驗表現，用經驗的看法表現——他不曾將這種經驗用那樣的詞兒，那樣蘊含的意義與感覺，聯係起來，讓我們認識它的真相。就是葉慈，也不曾做到詩所應該做的，也不曾做到詩在別的時代所曾做到的。
哈佛的賽渥道·斯賓塞（Theodare Spencer）教授在一篇很有價值的論文《〈韓姆列特〉與實在之性質》裏，曾經說明那位英國最偉大的詩人如何將他的時代的一般經驗緊縮起來，安排成詩，使人認識它。他說明那使《韓姆列特》有戲劇的緊張性的現象和實在的衝突，是如何與那時代思想所特有的現象和實在的衝突聯係著：那時代舊傳的陶來梅的宇宙意念，和哥白尼的宇宙意念；正統的亞裏斯多德派對於統治者的道德的概念，和馬加費裏（Machiavelli）“現實”政府的學說；再生時代對於人在自然界位置的信念，和蒙田（Montaigue）人全依賴神恩的見解：都在衝突著。莎士比亞的戲劇能以將他的同時人的道德的混亂與知識的煩悶那樣的組織起來，正是一位大詩人的成就；直到我們現在，我們還能從韓姆列特這角色裏認識那極端的“知識的懷疑”的經驗——不過懷疑到那程度，懷疑已不可能，隻能維持信仰了。真的現象也許隻是表麵的真理，這樣信著是很痛苦的；我們現在向我們自己訴說這種痛苦，還用著他的話呢。
關於我們這一代人的經驗，可以注意的是，現代詩還沒有試過將我們這時代的公眾的然而又是私有的生活組織成篇，讓我們能以和《韓姆列特》比較著看。這件事實該使愛詩的人心煩；至於說詩誤用在政治目的上，倒是不足懼的。愛詩的人解釋這件事實，如果說出這樣可笑的話：如果說那樣的工作需要一個莎士比亞，現代詩還沒有產生莎士比亞呢——那是不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