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蟲之什》每篇多則四五百字,少則僅二百餘字。這樣短小的篇幅,不但涵義深刻,文字也很精美。作者歌頌螢火蟲說:“會飛的,會流的星子,夏夜裏常常無言地為我畫下靈感的符號。”作者還藉詠蠍抒發思念鄉情:“什麼時候回到我那個北方的家裏,在夏夜,搖著葵扇,呷一兩口灌在小壺裏的冰鎮酸梅湯,聽聽棚壁上偶爾響起了的司拉司拉的聲音……也是一件頗使我心曠神怡的事哩。”從這些抒情文字中流露出作者的真摯情思,為讀者所賞析和共鳴,這正是繆崇群散文之所以感人的秘密。

在這組詠物小品中,繆崇群自如地把蘊藏在內心深處的感受融化到所描述的客體景物中,並且用色彩鮮明的形象表現出來,想象豐富、寓意深刻,既具有浪漫主義的風格,又保持特有的哲理思考,從而給人一種情調雋永,韻味悠然的藝術享受。

讀繆崇群的散文,猶似欣賞一幅幅絢麗多彩、純樸自然的風俗民情畫,引人入勝,發人深省。這一特點,在1942年出版的《石屏隨筆》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抗戰爆發以後,繆崇群一直輾轉流徙,到處為生。1939年9月,他來到山清水秀的雲南石屏。也許是時局稍稍安定了些,也許是石屏的景色吸引了他。這次,他在石屏住了較長的時期,並且以小學教師為職業。教書之餘,他很有興趣地觀察人生和世態,也迷戀著獨有的山光水色和風土人情,寫下不少日常生活的速寫和邊陲風光的素描,用平實、親切的文字,抒發種種感受和見聞。

在這些隨筆中,作者用一支神奇的筆,引導讀者走進一個山清水秀的美麗境界;又仿佛進入一個熙熙攘攘的熱鬧區域:清澈的《珠泉》,湧流出一片愛的深情;繁華熱鬧的《街子》,宛如一幅生動的民俗畫;應接不暇的《做客》,描畫出舊風俗的虛偽本質……無限風光,彙聚於三五鏡頭,人間百相,凸現在筆底紙間。在這些作品中,寫的雖屬凡人小事,鄉情風俗,表現的視角似乎較窄。其實,細吟之下,作品在題材選擇,感情抒發乃至哲理探求等方麵,都是廣闊而深邃的。因為,作者在對世態人情、風俗習尚進行描繪的同時,始終洋溢著時代的氣息和關注著人民的意願。在《牛場》中,作者由衷地表示要像牛一樣“做我的祖國的奴隸”;在《鸚鵡》中,作者借喻鸚鵡,讚美了雖陷囹圄,仍不忘追求自由的頑強精神。借景抒情,托物言誌,我們不難從這些文字中窺見作者的一腔愛國熱情。

繆崇群有一個“窄中求深”的寫作本領,即在瑣碎細微中悟出深意,照出光芒。在《風物·石匠》篇裏,他通過石匠刻碑鑿石的鏗鏘之聲,尋求一種人生的哲理:有的人刻了石碑,死後卻偏被人們所遺忘。那末,人們“應該怎樣才能留下一種比刻石還要長久而不磨滅的工作”呢?這一設問,就揭示了一個極為嚴肅的問題來,豈不發人深思嗎?!

可以說,在《石屏隨筆》裏,作者通過充滿生活氣息的生動描繪,使作品洋溢著鮮明的時代特色和地方特色,它的基調是明朗的、健康的,激勵著戰時大後方人民的鬥誌和信念。

繆崇群隨著對生活感受的逐步深化,漸漸地不滿足於那些摹山水、寫風景、抒性靈、發哲理的純粹屬於內涵性質的小品文字了。他試圖探索人生,把視線移向社會上的芸芸眾生,這便是“人間百相”的產生。關於這組短文,曾引起很多人的注意。但誰也沒有真正評介過它的具體內容,這可能是沒有看到原作之故吧!巴金在《碑下隨筆》的《後記》中說:“可惜病妨害了他的工作,他似乎隻寫出了‘百相’中的幾相,大概就是收在這集子裏的‘更生’、‘流民’幾篇吧。”這個猜測有誤,繆崇群確實寫出了“人間百相”中的幾相,卻非《碑下隨筆》中的《更生》、《流民》諸篇。他計劃中的百篇人物素描實際上隻完成七篇,發表在1942年福建永安出版的《現代文藝》上,總題目是《人間百相——自有其人列傳》

。分別題為《將軍》、《廳長》、《鄒教授》和《詩人》(載該刊第5卷第5期,1942年8月出版),以及《閃擊者》、《陳嫂》和《奎寧小姐》(載該刊第6卷第2期,1942年11月出版)。

至於這組人物素描的寫作意圖,他在《前記》裏寫道:“莫泊桑從前學習寫作的時候,他的恩師福樓貝爾告訴他:‘試寫出一百個不同的人物看看。’我沒有這樣高名的先生指教,也不敢比擬莫泊桑氏的才學於萬一,隻有一副傻心腸,和一雙拙笨的手,抱著‘人盡可師’的態度,隨時隨地記下每一個我曾遇見的,我所認識的人——他們就隨時隨地生活在我的周圍,我也生活在他們的裏麵——他們每一個人的相貌、心眼、形態……等,未必不可以作為每一頁人生課程中的最忠實的反映與最真實的示範罷?”(載該刊第5卷第5期,1942年8月出版)顯然,作者是把它當作反映社會、認識社會的鏡子來寫的。無疑,繆崇群借此品評各色人等,探討人生的哲理,並力圖揭示社會的真實麵貌和人類的複雜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