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時美國為了開發西部，實行了三大政策，一是以土地換勞力。利用《宅地法》（一八六二），允許每個美國公民免費擁有西部的一百六十英畝土地，以此吸引東部民眾和國外移民流向西部，開發西部，促使西部逐漸走向城市化和工業化。二是以投機換資金。允許大資本集團大片、高價和現金購買西部土地，鼓勵他們為賣而買，但為了獲得更高的土地出售利潤，這批土地投機者在售地前，往往在西部的不毛之地上進行大規模的投資，修路築橋，建鎮造樓，促使東部和國外資本大批流向西部。三是以土地換鐵路。為了吸引大資本集團投資建設西部鐵路，美國國會以免費土地和鐵路私有為誘餌，吸引大批東部資金投資西部鐵路，由於鐵路是線型的，而贈與的土地是塊狀的，所以鐵路建成之後沿線的土地，成為鐵路投資者的投機資本，投資與投機已經難以區分了。所以，土地私有、鐵路投資者和土地投機是十九世紀美國發展西部的三大經濟增長點，它們共同促使資本、人口和土地的全麵流動。沈萊：《美國經驗與中國西部經濟的出路》，載《鏡報》（香港）1998年7月號。
實際上，美國開發西部的這三大政策歸結到一點就是移民政策。因此，借鑒美國的經驗，同時總結我們開發深圳的經驗，建議解放思想，製定適合中國國情的開發少數民族地區的移民政策，以形成中國少數民族地區新的經濟增長點，加速其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
9．製定加快民族教育發展的政策
教育的巨大經濟功能已成為人們的共識，所以對於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相對落後於發達地區的少數民族地區來說，以“教育為本”可能顯得更重要，更迫切。我們在研究與少數民族和少數民族地區有關的所有課題中，都無一例外地感到民族教育的落後從而導致民族素質低下，是少數民族和少數民族地區落後的根本原因之一。
世界上通過加快教育的發展來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例子不勝枚舉，如聯邦德國以加大投入來加速發展教育，1951年，官方在教育上投入的資金為25．79億馬克，到1980年已增加到729．29億馬克，增長27倍多，這一增長速度快於官方預算總開支的增長速度，從1951年至1980年官方預算總開支僅增長18倍。若按人口平均的話，官方教育開支1951年人均51馬克，1980年增至1185馬克，增長22．2倍。教育的高投入帶來了德國教育的大發展，從而給戰後德國科技進步和經濟增長帶來了巨大的好處和潛力。又如瑞典確立了“教育立國”的發展戰略，一有明確的教育發展目標，二有完備的教育方法，三有保障的資金投入，從而保證了瑞典經濟社會發展的智力基礎。再如美國以優良的國民教育為經濟和科技優勢的基礎，大學教育特別發達，入學人數占同年齡組人口的56％，每一萬人中有大學生514人，這就為美國經濟和科技的持續發展源源不斷地輸送了人才。因此，要加快少數民族和少數民族地區社會的發展，在調整中國民族政策中，必須加快民族教育的發展，建議：
——在少數民族地區真正實行九年普及義務教育；
——大力發展中等職業教育，以適應少數民族地區需要大量初級技術人員的需要；
——進一步發展民族高等教育，尤其是要辦好民族學院，提高民族學院的檔次，將已具備條件的民族學院升為民族大學，抓好預科教育，重點發展本科教育，適當發展專科教育，積極發展研究生教育，大力發展成人教育，把民族學院辦成一個為少數民族和少數民族地區社會經濟文化發展服務的，有一定水平的綜合性大學，並大幅度增加民族學院的辦學經費，保證入學學生享有最低生活費；
——加大民族教育經費的投入；
——保證民族自治地方對民族教育行使自治權，自主地培養少數民族的專業人才；
——恢複並完善對少數民族幹部的培訓製度，不斷提高少數民族幹部的素質。
10．堅持馬克思主義民族觀的普及教育
九九歸一，說到底，新時期中國社會主義民族關係的變化，中國民族政策的滯後，以及與此有關的種種問題，無論是大落還是大起，也無論是發展還是滯後，無一不與民族觀相聯係。
所謂民族觀是世界觀的一部分。具體來說就是人們對民族和民族問題的看法，以及處理民族問題的綱領、政策。簡要地說：民族觀是一個階級的世界觀在民族和民族問題上的反映和表現。民族觀一般包括三個方麵的內容：一是對民族的看法，即人們對民族的形成、發展、變化和消亡規律的認識和理論；二是對民族問題的看法，即人們對民族問題的產生、發展規律的認識和理論；三是處理民族問題的綱領和政策。馬克思主義的民族觀，即無產階級的民族觀，與資產階級和其他剝削階級的民族觀是根本對立的。馬克思主義民族觀既從本國各民族人民群眾的共同利益出發，又從全世界各民族人民群眾的共同利益出發，具有十分豐富的內容，其主要內容認為民族是一個曆史範疇，民族問題是社會發展總問題的一部分，民族問題與階級問題既有聯係又有區別，國際主義是馬克思主義民族觀的核心，將堅持各民族平等、團結和共同繁榮作為解決民族問題的基本原則，堅持民族自立原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