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以來直至後來的京劇，向來都是應時代需要而產生的，農耕社會的思維方式，是忠奸分明的，因而藝術舞台上也要有愛憎，有好人壞人之分，有如有楊家將，得有一位潘仁美；有薛仁貴，就得編織張士貴的種種劣跡。其實就史實而言，潘仁美（潘美）、張士貴，並非可以隨意貼“奸臣”標簽的。
他們和傳統京劇中的曹操，都是說戲人的遊戲法則，是玩玩的，不能當真，更不宜高舉“翻案”大旗，正兒八經地為藝術中的曹操翻案。
[由人格化到神袼億的關羽]
關羽大名走九州。
由曆史關羽嬗化為文化關羽，在中華農耕社會是不朽的。
中國人在千百年間，尋找了很多曆史和傳說中的偶像，但最大也是最為成功的一位偶像就是關羽，進而形成了關羽文化。
所謂關羽文化。蘊含兩重內容，一是關羽曆史文化。它以關羽行年事跡為主體，宣揚、闡述他的倫理道德和處世哲學。二是關羽的社會文化，是後代的人們對關羽曆史行為的補充，創造和升華，他們從自己的認知出發，根據自己和自己階層的意向和需要。有意無意地打造、加工關羽形象，進而形成一種文化。可以說，其中有極大多數和關羽了無關係。這種再創作最大的特點即為將關羽神化，成為一種內涵豐富、有中華傳統特色的文化現象。
因此關羽文化的形成、完善。正是他的文化價值觀不斷發揚、擴大的過程。在曆史長河裏，這個過程大致經曆了三個階段。
一、曆史化的關羽文化。
《三國誌·蜀書·關羽傳》和其他有關紀傳。將關羽行年記述，予後來者有一個直觀的審視、判斷。關羽的行為是符合儡家忠義的準則的。他以主帥兼鬥將的雙重才藝，給同時代和後代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呂思勉說，關羽這個人，本領是有的。他舉了兩點：（1）你留心把《三國誌》看，自劉備用兵以來，不分兵則已。儻使分兵，總是自己帶一支，關羽帶一支的。可見他有獨當一麵的才略，（2）劉備從樊城逃向江陵時，是使關羽另帶一支水軍到江陵去的。後來和劉備在夏口相會，北方人是不喜水戰的，赤壁之戰，曹操尚以此致敗，而關羽一到荊州，就能帶水軍，亦可見其確有本領。（《三國史話》）
關羽確實武勇。
三國時期大將被俘後生殺的，罕有。正是這種悲劇式的結局，給人留下了無限的遺憾。此外，關羽的勇武也為後世稱道。趙翼稱：“漢以後稱勇者必推關張”，“不唯同時之人望而畏之，身後數百年，亦無入不震驚之，威聲所垂，至今不朽，天生神勇固不虛也”（《廿二史劄記》）。
二、戲劇藝術深化關羽文化。
唐宋以來的野史筆記，元明幹話雜劇，將關羽的形象納入傳統倫理道德之中並不斷加以完善，也正因為具有了濃鬱的倫理道德色彩，關羽這一形象才能成為農耕社會的傳世經典。元明雜劇中的關羽，仍是武勇形象的寫照。如《關大王獨赴單刀會》、《虎牢關三戰呂布》和《關大王三捉紅衣怪》，但它又需向倫理道德轉型，由此又出現有《關大王月下斬貂蟬》、《關雲長古城聚義》。它們與《三國誌平話》以及《三國演義》，更使關羽內涵飽滿，而外表也終於成為獨一無二的標準模式：“‘身長九尺，髯長二尺，麵如重棗，唇若塗脂，丹鳳眼，臥蠶眉，相貌堂堂，威風凜凜。’”且設計以綠巾綠袍、輕裘綬帶的儒將服式，持青龍偃月刀，騎赤兔卷風馬，紅綠相映，且配以黑臉周倉、白臉關平，尤為益彰，這是一種含自然美、形式美和理性美的和諧。如此配置得體，超脫中國古代以黃紅紫服飾為高貴，予人們有出類拔萃，獨樹異幟的鮮明感。
平話雜劇小說的偉大功能，又為關羽神格化開拓了外延。
三、神化和宗教化的關羽文化。
關羽形象超越常人，最終必然走上神壇，成為宗教頂禮膜拜的偶像。
開始，隋唐時代的關羽，不過與民俗山神土地並列，就是漢化寺院也隻是一位看門守戶的伽藍神，但自元明後，日益興旺的道教。把他納入正宗道觀，尤其是明萬曆四十二年（1614年）。他替代了薑子牙，成為武成王（武廟）主神，神州何處不關廟，從中央至地方各縣鄉，都有關廟。中國大陸有著名的四大關廟（運城解州鎮、洛陽、江陵、當陽），台灣有祀典武廟、香港有文武廟、澳門有關帝廟，世界上地理位置最高的西藏日喀則有關廟，位居中國最北陲的黑龍江虎林有虎頭關廟，即使在南海，當年荒僻的西沙群島也有個關廟，關廟也遍及世界華人區，凡有唐人街都有關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