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籍是廣東梅縣。清朝太平天國時，李大順、李二順在下川東一帶作亂，把那一帶的人都殺完了。清朝政府強迫移民到那兒去，我的先祖永良公夫婦也是被迫遷去的移民。因為他們到得晚，四川江津好一點的地方，都被那些捷足先登的人劃地為界，據為己產了。永良公就隻得在長衝場，後來變為我們大祠堂原址［處］搭一個高粱柵，住下來。
客家人的個性我們客家人過去已遷移過三次，這是第四次遷徙，遷到四川的。客家人有不屈服，置之死地而後生的堅毅個性，雖然處境艱難，總能求生存。我的先祖刻苦耐勞地替人家種田、做傭工，以維持生活，兒女倒生了不少。中國人家譜上隻記載男性，女性是不記載的，所以，我不知道有幾位高祖姑母，隻知道有五位高祖。我的高祖用芳公排第三，也就是始遷祖永良公的第三個兒子。他老人家在一家磨坊裏做長工，每天陪著蒙了眼的不停轉磨的牛在磨房裏，兩腳兩手不停地踏著篩著土製的篩麵粉器，勤勤懇懇地做工。忠厚誠實地為人，被老板賞識了，於是幫助他，多給他些錢，叫他自己做生意。因此，他陸續地買起田地，置起產來。中年以後，他擁有八百多擔租穀，家境漸漸好轉。用芳公手足情深，講究義氣，覺得自己有了田地，兄弟們還在外邊吃苦，替人家做工，於心不安。就把田分為六份，將在外麵挑水為生，或做其他零工的四位兄弟們都找回來。每人分贈一份，留一份做“蒸嚐”用於祭祀祖先開支的田產。。大家繼續地耕田種地，務農為業。
川東的租穀製，每擔租（六十老秤斤計）自己種的話，每年可十足收一擔穀子，或者更多些。假若租給別人種，每年就隻分到七成或六成，雨水不調的話甚至隻能收五成或更少些。
我們李家排行是用“永、用、元、善、培、先、澤、世、傳、德、業、紹、家、聲”十四個字。我是第六代。我的曾祖元興公分在淩家壩居住，隻兩弟兄。祖父善倫公，號天和，兄弟二人，排行第二。當時族人中“善”字輩大排行起來，已有三十六位了。其中有一位住在“磚房”的堂房曾祖，中過舉，顯親揚名，娶了有錢的馬氏夫人。富貴都有了，可惜馬老太太有遺傳性的瘋病，也帶給他們那房後代有瘋病遺傳的不幸。
祖父善倫公在六歲時跌傷，發育後背駝手彎。小時又被頑皮孩子在耳邊放炮仗，把耳朵震聾了。他老人家原配盧氏祖母，是位遲鈍的人，而且又有肺病，隻生大伯父一人，就早死了。他們那房的後代，都比較遲鈍，也有好些生肺病的，人們就說我們家中是“枯病窩”（當時人稱肺病為“枯病”）。
盧氏祖母去世後，繼娶張氏祖母，生二伯父（號耀群），父親（名培辛，號崇光），和四叔培癸（號哲夫）三人。
張氏祖母是個能幹識大體的人，刻苦耐勞，相夫教子。夏天績麻，冬天紡紗，陪著兒子們讀書，讀到深更半夜，希望兒子們成名，光耀門庭。可是我父親讀書隻讀到十八歲，就因為要管家事種田，丟掉了書本。二伯父是念得滿腹經綸，但因光緒末年變法，廢科舉，所以也沒有中舉的機會。後來考取官費，出國到日本，學速成師範。四叔先習武，想考武舉，也因科舉廢了，就自費去日本學法政。
我還記得，那時我家是隻能溫飽的中產之家。人口眾多，上下有四桌人吃飯，沒有多餘的錢供子弟出洋念書，又不能不讓能讀書、力求上進的四叔去求學。在非出洋不可的情形下，就借“印子錢”給他去日本。印子錢是每年連本帶利加一倍償還的，假若當時隻借一百兩銀子，但幾年後，就變為欠下數千兩的債了，這是中國農村流行的高利貸。抗戰勝利我離開四川時，這個製度還在盛行。
四叔在日本早稻田大學讀書時，就加入同盟會，熱心革命。回國後，先到宜昌任職，後調重慶法政學校教書。他是中山先生派回四川七位同誌之一，暗裏為推翻滿清進行各種活動。他回國做事後，慢慢才還清出國前所借的“印子錢”。
辛亥革命成功，四叔躍上政壇，當了重慶警察廳長。接事時，廳裏隻有一支槍，還打不響。第二年改任銅圓局總辦，每年分紅所得不少，又做做生意，家中境況大好。可是好景不長，四叔被調赴北京做事，大哥從陸軍學校就請長假回家，吃喝嫖賭把現銀子都揮霍完，家中又回到以前的境地。但是還有二百多擔租和柑子園，因叔叔做過官，就擠在“紳糧”之列，打腫臉充胖子，坐吃山空了。由勤儉績麻紡紗人家，變為江津城中的“紳糧”首戶，裝麵子並不是一件好事。
家境好好壞壞，對我似乎沒有多大關係。還是四叔力主我投考清華，到外麵去念書，才使我由一個農家子變成了洋學生。這關係我一生的命運極大。